吴乐晋
周麟昌对上海老字号的关注已经持续了好多年。这位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第一百货的前党委副书记，退休后又成为《上海商业》的常务副总编兼上海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日前，他就老字号的话题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有很多的老品牌，您能大致介绍一下它们的近况吗？
周麟昌：上海的老品牌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老字号，很多是解放前就很有名声的品牌。另一部分是上海的轻工工业品牌，它们主要成名在解放后。
上海的老字号、老品牌总体在走下坡路。
以商业老字号为例，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老字号还保持着生命力。如锦江、培罗蒙、南翔小笼、雷允上药店，城隍庙的五香豆、梨膏糖等。
但是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品牌正在走向衰落。其中的一半大约处于勉强维持的阶段。如梅兰芳演“贵妃醉酒”用过的“王星记”扇子，现在连店铺都已经搬出了南京东路。原在南京西路开店的博步皮鞋和蓝棠女鞋也曾名噪一时，像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曾是蓝棠的顾客，但是现在很少年轻人知道它们了。
这些正在衰落的品牌中的另外一半，只能用名存实亡来形容了。有的连名号也都已经消失。比如曾经的知名品牌恒大商行、春江百货、得利车行、西湖饭店、千秋春秋商店、亨生西服、永泰服饰、陕西北路菜场等。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老品牌集体走向衰落，您认为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周麟昌：品牌本身是一个有生命规律的事物，有出生，有成长，就必然有衰亡。这是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寻常的意味。这背后有人为操作的因素、市政动迁的原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制。
以奉帮裁缝徐继生于1929年创办的亨生西服为例。十多年前，该公司也一度想改制，让员工和管理层持股，国有股占30%，但它们还是等政策、靠指挥。而且作为靠老技师而打造出的品牌，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生存之道。由于很多老员工退股，目前该公司的国有股份又占了56%之多。2005年，还有60名员工的亨生西服年收入只有393万元，利润17.7万元。
一些老字号的经营者跟我说了这么一个道理：因为每年都有利润指标，即使今年500万元的利润指标下可以做到1000万元，可是为了后年下达的指标不那么困难，他们宁可将这个利润做到600万元。反正他们的上级单位也不会根据超出部分的利润给相应的奖励。他们也不想扩大规模或引进设备，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不能完成当年的指标。他们跟我说不想做“憨大”。
这样一来，老字号就成为一头老牛，要养的人也很多，指标逐年递增，但缺少投入，总有一天，就挤不出奶了。
《第一财经日报》：您刚才提到了机制问题，难道没有一个很好的转变机制的方案吗？
周麟昌：“想转不能转，拿在手上搞不好”，这是当前很多老字号面临的共同问题。现在约99%的老字号还是国有企业。业界关于老字号出路问题也有很多的讨论，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呼吁国有股份要逐步退出商业领域，后来，因为对“国有资产被贱卖”的讨论，转制一度被叫停。
当然，现在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到产权交易所公开交易。但是从很多老字号经营者的角度看，他们并不乐意这么做。因为这将意味着交易成本加大，经营团队自己持有公司股份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因此他们并不积极。
另外一部分老字号的经营者之所以不愿意转制，是因为他们很矛盾：一旦转制成功，万一很发财，会不会有人来查老底？另外，一旦转制，现在所拥有的很多政策资源就彻底失去，比如培罗蒙这样的企业，除了服装品牌，政府还将老介福布店这样非常好的商业物业归到其旗下。另外，它还拥有上海独一无二的博彩彩票门市部，如果转制，这些资产该怎么算？博彩的资质还能不能再给一个私营企业？这都牵涉到很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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