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先生做客解读两高报告
3月10日上午9时，人大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所做的两高工作报告。新浪网第一时间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先生做客解读两高报告。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尹俊：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做客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先生。我们的网友可能跟马老师比较熟了。今天上午人大代表听取了两高的工作报告，这个工作报告里有很多的数字，我不知道马老师您听了这些数字之后感受是怎么样的？
马怀德：通过两高报告所提供的这些数字，我想今年的两会两高报告反映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亮点。首先在案件的数量上，不同类型的案件数量与前五年的数量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刑事案件上升了不少，在2003年的时候两高报告中，法院报告提出的五年来审结的刑事案件数量是283万件，但是今年的两高报告就提出，这五年来审结的总的数量是338万件，数量增加了不少。但是民事案件在上一个五年总的数量是2362万件，这五年是2214万件，这个数量下降了6%多。
这两组数据说明了我们国家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这方面的力度在增加，从刑事案件的这个数量可以看出，我们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
从民事案件数量下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民事争议的数量有所下降，因为法院处理的争议案件是实际上的民事争议案件中一部分，也反映出了民事争议，民事矛盾的数量有所减少，虽然减幅不是非常明显，但是确实有所减少，就是我们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在非诉调解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努力，使得这个民事案件的数量有所下降，这是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
再一个，从我们这个刑事政策方面，两高报告都谈到了宽严相济政策，这恐怕也是这五年来法院、检察院系统共同追求和努力的一个刑事原则。在两高报告里头，特别是法院报告里讲到的所谓宽严相济，指的是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这个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在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里头，同样也提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理解上提到了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区别对待，注重效果，实际上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上，我们改变了以往的追求单一严打的政策，我们是在宽严两方面都有所考虑，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目的是罚当其罪。
还有一组数据我也有一些印象，就是在查处腐败案件方面，在2003年的两高报告里头我们追诉的县以上的干部刑事案件数量一共是12830人，今年这个数量有所提高，就是说我们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以上的数量达到了13929人，这个其中包含了局级干部一共930人，省部级干部35人，这个说明我们在腐败的防治和打击方面，形势还非常严峻，也就是经过了五年的反腐方面的斗争，实际上腐败人员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所以这方面也值得我们警惕。
主持人：刚才您也概括了您从三个方面对两高的感受，每年大家都在找一些亮点或者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让您来挑出最让您觉得值得关注，或者让大家一看就有想法的地方，您会选择哪一点？
马怀德：我想这个要区别来看，就是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中，我们注意到最高法院在刑事案件的处理和民事案件的处理方面，所坚持的原则今年非常突出，刑事案件刚才我说了是宽严相济的政策，在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是注重调解、和解和撤诉。所以今年的两高报告中所谓坚持的原则上，我想刑事上就是宽严相济，民事上就是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主持人：这也是法律援助方面的一些成果。
网友：马老师，宽严相济的政策里面，怎么样才能做到可以避免人为的因素？
马怀德：对，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宽严相济前提就是司法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人为的因素就很大了，如果是裁量的余地比较大，不可避免的就有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的所谓自由新政，自由新政如果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预，不可避免就会使司法公平这个天平有所倾斜。所以如何避免在掌握宽严相济政策，同时又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避免人为的因素，保证司法公正，这个我想一方面要提高法官的素质和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法律司法解释要预想到各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在规则的制定上相对来说细致精确，使得司法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是按照一定的法律原则和规则进行的，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在一个法律很大的法律幅度范围内滥用自由裁量权。
主持人：两高工作报告中，肖扬院长说全部案件的审结期限内结案率超过了96%，贾春旺检察长说五年来我国的法律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你怎么看这些成就？
马怀德：两高在总结五年工作过程中点出的一点成就，就是结案率较高，公众对司法的抱怨中，除了司法不公之外，还有案件裁决的时限，有的案件久拖不决，有的即使判了也不能有效执行。因此司法机关这两年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如何提高结案率，如何防止案件过分的拖延，因为有集中的清理、检查、督促、保证结案率，特别在法院、检察院的评比过程中，都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说，提高了司法的效率，保证了司法的结案率。
另一方面，法院、检察院在落实司法公正、执法为民方面也作出努力，比如审判公开制度落实使透明度有所提高；现在法院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发布重要的审判信息，舆论监督和老百姓对法院的监督效果也在逐步显现，另外，法院提高审判的质量，一审判完了后有70%左右的人都服从了一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相对是公正的，不再上诉，而二审的维持率占到70.84%，也说明了一审审判的公正。当然还有一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也在增加，便民的司法措施，全国设立一些巡回审判点，直接立案，这些方式也确实是值得关注。尤其是刚刚说的司法救助，一共在五年来救助了127万人，缓交免交减交诉讼费达到54.8亿，这个数量统计应该说规模上较大，人数上较大，可以体现出司法机关在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
这五年来在刑事审判制度改革方面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最高法院上收了死刑复核权，在2007年1月1号正式开始，所有的死刑复核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在保障人权，防止司法审判过程中冤屈受害人，冤屈被害人，这个在保障人权方面所做的一个重大努力，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关心刑事审判工作的一些普通公众的拥护。所有各地的死刑复核审判工作都集中在了最高法院，给最高法院工作上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主持人：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报告称，五年审结贪污腐败案件12万件，查办省部级以上人员35人，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两高做了哪些努力？
马怀德：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特别是贪污受贿，各类腐败案件，一直是两高工作的重点，尤其是检察机关做了很大的努力，从两高机构的设置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在上一个五年，专门成立了反渎职侵权的检察机构，同时预防犯罪方面配合中纪委和监察部，在完善制度、加强人力、装备，在追逃国内外的追赃追逃过程中也做了相当多努力，使得我们在预防和制止腐败案件方面有所进展，数量上，数字有所增加，县处级以上的由1200多增加到了1300多，尤其是省部级和厅级干部也有所增加。这个是两高在查处腐败大案要案方面做的努力。
另外治理商业贿赂成为这五年中的一个重要重点案件，检察机关查处的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案件一共有19963件，涉及金额达到了34.2亿元，这个数量也应该说是比较大的，作为专项治理商业贿赂过程中，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职务犯罪的数量得到了遏制，发展趋势得到了遏制，也净化了执行职务的环境。
主持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哪些部分是需要继续努力，或者加强的？
马怀德：打击职务犯罪，特别是防治腐败案件，它应该是一个需要联动的机制，仅仅是靠打击或者是靠重刑、重罚是不够的，按照现在的政策应该是教育、监督和惩处相结合，而教育则是关键。所以司法机关在处理大案要案的刑事犯罪过程中，特别是腐败案件过程中的广泛的宣传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参观过一些国家的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把这种腐败案件的整个过程公之于众，让社会特别是公务人员充分了解掌握，这就使得那些想要腐败的人，或者说正在实施腐败行为的人有所警惕，对一些所谓不懂法的人，或者想要钻法律空子的人也是一种警告。所以这种宣传教育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说，严刑峻法就能够解决所有的腐败案件，还有一些制度性的措施，这可能不是两高的问题了，这是两高在处理刑事案件，处理腐败案件之前的一些制度建设，比如我们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像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完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编制法律制度，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的力度，使得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所有的公务人员在执行职务活动中，减少权钱交易的可能，这是通过制度防治腐败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网友：民诉法的修改会给普通公民带来什么好处？
马怀德：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重点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解决民事诉讼的申诉难，重复申诉或者申诉效率不高的问题，这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已有所体现，解决了长期以来人们觉得民事案件申诉困难，申诉没有着落的困难。
另外，民事诉讼法修改重点解决了执行问题，即在执行的措施、执行的联动机制和执行的力度方面有所增强，这是这五年来法院的执行案件执行的数量金额有所增加的一个很重要依据，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促使了我国民事案件执行的效率有所提高，使得人们长期以来抱怨的胜诉判决相当于拍卖法院判决书的这种现象有所减少。
主持人：这五年来全国法院违规违法的法官被查处的人数也是逐年下降的，有报道称一些法院对法官8小时之外的生活采取了监督管理措施，你怎么看待这种措施？
马怀德：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法官要公正执政，公正司法。而保证法官公正司法除了制度之外，更多的是法院法官的个人素质水平和能力，如果一个时刻想着贪赃枉法的人去做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种腐败现象永远阻止不了。所以提高法官素质，一直是两高在这五年里所做的主要工作。在这五年里头里我们在法官的入口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即统一招考，保证了法官入口有统一的标准，严把入口关，使得具备了基本的司法职业道德和司法职业能力的人，能够进入司法队伍。
当然现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边远地区、基层地区，有些法官、检察官出现了断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但是整体要保证法官的素质入口关很重要，进入了法官、检察官队伍之后，日常培训教育，以及奖惩机制也很重要。有些地方为了防止法官、检察官贪污腐败，枉法裁判，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比如8小时之外，交给他们的夫人去监控，这些都是地方上的尝试，我想恐怕对法官的基本要求，最主要是要允许他独立公正的审理案件。至于对他的监控措施，哪一种措施比较好，能够防止法官的违纪违法，这个各个地方可以进行探索，在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况下，通过纪律的方式、教育的方式、预防的方式探索一些制度，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法院内部很好的生态环境，保证法官能够凭着实际公正司法业绩得到晋升发展，也使得任何有枉法裁判污点的人，及时地清除出法官队伍，保持整个队伍的廉洁度，当然检察官也是一样的。
主持人：今年我们最高法院的工作重点里有一条是优化法院内部职权配置。那法院内部的职权配置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马怀德：当然，司法职权的配置主要取决于司法的规律，规律性的要求决定了我们司法资源、司法职权的配置必须做到合理。比如说在法院内部，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就应该及时地分开，这是司法职权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既负责审判，又负责执行，未必能够有效地执行。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正在探索如何把审判权和执行权更加优化地做到配置分开。
另外法院内部审判权的配置也有所调整，这主要是通过法院的管辖制度来调整，就是哪一级法院审理什么样案件。过去我们是四级法院，分别有不同的管理权审理不同的案件，但是重点在基层法院，但是有些案件基层法院可能可以审，但是不一定有效地执行。那需要取决于更高权威的司法机关，比如把这个执行权调整到了中级或者高级法院是不是更有效。还有一些比如行政案件，长期以来由基层法院审理、基层政府做被告的案件，未必能够保持有效的司法公正，所以把这类审判职权提高级别，放到中级法院，或者采取交叉管辖，或异地管辖，提审、指定审判的方式，有可能使得我们的司法公正性和效率有所提高。所以说优化司法职权的配置，不仅仅是指法院的审判权、执行权，检察院的监督权、起诉权、司法行政权在法院、检察院内部的优化，还意味着有可能的情况下，一些司法机构现在享有的一些行政性的职权可以调整到司法机关以外，由其他的行政机构行使，比如执行权、司法行政权。
还有一种调整就是我们说的司法经费的保障，这是一种司法资源的配置。司法经费过去我们都是用同级财政保障的，它的缺点和问题在哪里？就是不同地域的财政状况不同，所能够给司法机关提供的经费的保障就有所差别。富裕地区的财政状况好，可能司法机关就有比较充沛的经费来从事司法工作，但是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它的财政经费本来就非常紧张，如果让他再来保障同一级的司法机关去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监督权的话就比较困难。所以现在有一种呼声，认为司法机关的司法经费应该由省一级财政统筹保障，这样的话能够有效地解决一些边远基层法院、检察院经费严重缺乏、装备不足、无法正常履行司法审判检察职能的现象。我想这也是司法职权、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重点。
主持人：今年在深化检察改革方面，您觉得这个改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马怀德：深化检察改革，重点还是要按照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以及检察机关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的制度传统，不断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加强法律监督，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秩序，打击犯罪，维护经济社会秩序，解决和纠正司法不公、执法不严，这是必须考虑到的。
主持人：它会有困难吗？
马怀德：当然有困难，比如说现在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权，在有些领域是比较顺畅的，比如在刑事案件的批准、逮捕、起诉、公诉这方面，但是在民事行政案件的监督职能方面，发挥得不是很好。原因是什么？虽然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不当的裁判可以提出抗诉，但是从抗诉的案件数量上来讲，这几年并没有太多的增加。另外，理论界及社会各界呼吁增加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能也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这次修改民事诉讼法也没有把这个写到里头。所以我想要推进检察制度的改革，首先是要强化它的法律监督职能，把这些法律监督职能落到实处。比如说允许检察机关代表民众，代表公众，代表弱势群体提起公益的民事，或者公益的行政诉讼，这个我想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就可以初步尝试。
再一个，就是检察职能的配置也应该考虑扩大检察监督的范围，现在的检察监督基本上是限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犯罪案件，公务人员的犯罪案件，但是还没有扩展到所有的执法行为，或者是违法行为。公务人员的犯罪是最严重的一种违法，但是在犯罪之前他还有违纪违法的问题，对于他的一般的违纪违法，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不涉及的。我们希望检察机关的改革可以朝这个方向，拓展法律监督的范围，不断增强它的监督职能，使得所有的违法违纪行为、公务人员的这种行为都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
主持人：今天两院院长，特别是肖扬院长，贾春旺院长，都提到了司法公正的问题，这个司法公正在现实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马怀德：法院检察院最重要的职能，或者追求的价值就应该是司法公正。对法院而言就是审判要公正，整个诉讼活动要公正，要使得当事人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感受到司法的正义。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各种原因，从法官的素质、检察官的素质、我们的审判制度以及司法的环境，各方面的因素制约了现在司法活动的价值追求，所以使得有些人就看到了司法腐败的现象。解决这类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审理案件的职能和职权，另外一方面，要改善司法环境，也就是使得现在的司法环境、司法机关长期受到其他部门机关的司法上不公正的干预、滥用职权的干预现象有所减少。因为比如从行政案件的审理来说，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我原告告了市政府、县政府，而市政府、县政府对法院又有这样那样干预的可能，最终使得被告影响了法院的公正裁判，原告得不到一个公正的裁判结果。这是有行政诉讼制度以来长期出现的一个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减少干预，减少行政机关以及以其他机关的名义对法院施加的各种不当干预，使得这种干预能够降到最低程度，乃至于没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法院法官公正独立地行使行政审判权利。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优化司法的环境，防止非法的干预。
当然还有一方面，就是要进一步提高法官的素质，因为法官的素质决定一切，法官的能力素质他是追求公正的，能够严格的执法，能够公正的审判，这种裁判又具有说理性，能够让老百姓息讼服判，这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要保证司法的公正，必须从制度上完善，必须从环境上进一步优化，必须提高司法人员个人的素质水平。
主持人：制度，环境和司法人员的素质。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两个问题我就合起来问了，马老师可以概括回答。一方面就是死刑核准制度的改革，这个也是今年肖扬院长提出来的一个点，另外就是最近广泛关注的许霆案，这两方面不知道您自己有什么看法？
马怀德：先说说死刑复核制度，这是我们国家在审判制度领域这两年来探索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就是最高法院上收回了死刑复核的审判权。这个刚才我说了，增加最高法院一定的成本，增加了最高法院的一些负担，但是在维护法制的权威统一和尊严方面，在保证行使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在维护人权方面，确实意义非同寻常。所以这个制度现在是平稳有序地运行，我们期待着这个制度在减少死刑、控制死刑、同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尤其是在保障人权这方面。
在许霆案件中，我想社会各界发表了各种意见，乃至法学界、法律界思想也是激烈碰撞，人们的观点确实有很大分歧，但是我个人认为许霆案件的问题出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成不变上，也就是说如果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起刑点比较高的话，那么这个数额实际上是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的，而这种司法解释我们往往是一制定就很多年一成不变，这实际上就不符合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当人们生活改善了，对金钱货币的认识不同了，乃至于对银行的ATM机的认识也有所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及时的修改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修改相关的法律，使得刚才我们说的宽严相济政策得到有效实施，叫罚当其罪，过罚相当。不能因为像这样一个人们认为是不当得利的民事案件，最后演化成一个很重的刑事案件。我个人认为许霆案件在构成犯罪方面恐怕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就是现在所做出的原一审判决是不是恰当，是不是做到了罚当其罪、过罚相当，是可以进一步探讨完善的，重点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
主持人：这个司法解释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和事态的发展做一个更新和调整，用的条目可能是制定当时的条目。
马怀德：就像我们说盗窃20年前或者30年前的100块钱，跟盗窃今天的100块钱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像这样一个司法解释的起刑点就应该不断调整。
主持人：好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个访谈只能进行到这儿，也非常感谢马老师能够跟我们网友见面，解读今天上午两高的工作报告，谢谢马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