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重大差错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

　　我继续进行采访，是为了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报告文学》杂志。

　　之后，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要作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29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11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我采访了她。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的，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

　　保姆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毒自杀？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8时半，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9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

　　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

　　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

　　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周菊娣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后来，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户籍警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户籍警的口述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9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当时，除了把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遗体运往何处

　　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

　　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4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

　　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

　　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

　　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

　　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

　　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

　　牛皮纸的封面，写着：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案情报告一开头，就非常清楚地写明了死者的身份：

　　傅雷：男，五十八岁，上海南汇人，作家。

　　朱梅馥(傅雷之妻)：女，五十三岁，上海南汇人，家务。

　　发现(非病死亡)：1966年9月3日。

　　报告：1966年9月3日。

　　验尸：1966年9月3日。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保姆的陈述笔录

　　傅雷夫妇有两个儿子。当时，长子傅聪客居英国伦敦，次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在傅雷夫妇身边，唯有保姆周菊娣。周阿姨是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人。案卷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现全文抄录于下：

　　陈述人姓名：周菊娣

　　性别：女

　　年龄：四十五

　　籍贯：镇海

　　职业：佣工

　　文化程度：小学二年

　　陈述时间：1966年9月3日上午

　　问：你怎么发现他们自杀的？

　　答：平时我每天早晨起来后，买菜，打扫书房，洗洗东西。他们夫妇俩一般在八点多起来，我再进宿舍(指卧室)打扫。今天上午到八点半未听见他们夫妇俩起身的声音。

　　我到上午九点三刻左右仍未听到他们起身动静，我就静静(系“轻轻”之意——引者注)开开他们房门一看，床上无人，我将房门再开开一点一看，朱梅馥睡在地上。我立即到××路××小组支玉奇处报告，由支玉奇打电话报告派出(所)。

　　问：昨晚他们夫妇俩晚饭吃了没有？讲些什么？

　　答：他们夫妇俩均吃过晚饭。在八点左右我事情做好后到书房内去，他们夫妇俩均在。傅在写东西，朱在房间内。我也在房内坐下，三人一起。约九点不到，朱梅馥叫我早点去休息。

　　在吃晚饭时，朱梅馥说，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问：他们(家)有哪些单位来搜(指抄家——引者注)？什么时后(候)来的？

　　答：在8月30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七点半左右离开，到楼上宋家去。

　　在当晚十一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9月2日中午一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

　　问：平时你听到他们讲过什么话？

　　答：在上星期二(即8月23日——引者注)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后，他们夫妇俩整理一些旧画、小古东(董)。在星期三(即8月24日——引者注)晚，傅雷在书房内讲：“音乐学院可能要来扎(砸)，要扎(砸)让他们扎(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其他什么话我未听到。

　　问：最近家中有什么人来过？

　　答：有一医生×××，工商联××。8月28日，朱的姑母来。其他人没有。

　　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

　　(据《出没风波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