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1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长陈竺透露：“医改的大体方案已经形成”。在距第一次医改整整20年后，这份承载着国民福祉的新方案标志着中国医改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围绕医改草案的讨论也开始升温。一份方案，能否使医改在第三次努力中实现新的突破？又该如何突破？面对五大医改焦点问题，在这次新的医改征途中，已有10套方案在寻求答案。2008年的两会期间，新医改方案能否有最终定数尚未可知。但可以确认的是，医改将无可避免地成为本届两会的热词之一。

　　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为今年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从“医改方案出台没有时间表”，到“医改思路形成初稿”，再到卫生部公开表示医改指导意见和配套文件已经基本完成，新医改方案“破茧”之日已经临近。

　　医改方向重回公益性质

　　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被称为新时期“新三座大山”。然而，相比较上学、买房的问题，看病直接关乎人的生命健康，人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因而也成为社会的诟病。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医改不成功”的报告发布之后，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医疗体制改革新方案，再次成为媒体追问的焦点。

　　“医改很难，很复杂。”这几乎是每一个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必然提到的一句话。然而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越来越高，医改方案只有尽快出台才符合公众的期望。

　　在这样的矛盾下，结合各方力量共同完成医改方案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于是，2006年，在国务院领导下，卫生部作为牵头单位之一，与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推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联合10部委抽调精兵组成医改协调小组，建立协调机制，统筹各方意见，着手设计新医改方案。

　　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针对公益性缺失这一问题，十七大指出了解决方向。强调“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突出了医改的价值取向。确定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重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抓住现在财政形势比较好的有利时机，加大对基本医疗卫生的投入，并形成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

　　在2008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对深化医疗改革进行了阐述，公立医院要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降低药品价格；采取增加财政补助、适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等措施，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所有医疗机构，不论所有制、投资主体、隶属关系和经营性质，均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准入、统一监管。

　　据了解，我国医改的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在全国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缓解城乡、地区、不同收入群众之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的趋势，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医改首要任务是开展试点

　　在2008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其工作报告中表示，2008年将稳步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选择部分地区，围绕改革重点内容开展试点，为在全国范围深化改革探索经验。

　　然而如何选择试点城市毫无疑问会成为新医改方案出台以后最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直以来，全国一些城市的零星试点从未停止过。截至2007年底，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4068万，其中88个试点城市参保人数2583万，2008年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在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扩大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部际联席会议组长吴仪表示，国务院决定将试点扩大到全国50%以上城市。

　　回首开始于两年前的上海松江医改被广为赞誉，四五年前宿迁、菏泽等地医院股权出让模式至今还让业界争论。同样作为“两江医保试点”的核心城市江西九江和江苏镇江也是探索城市之一。

　　南京医科大学一位研究者建议，应该把过去几年来一直在从事医改尝试的城市首批纳入，它们已经形成的经验，可以节约试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从事卫生政策研究的中山大学公共事业管理系教师黄存瑞则表示，试点城市应该在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分别选择，保证试点的经验都有代表性，不排除直接选择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

　　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医疗问题研究专家于宗河则认为“找经济困难的城市比较好，试点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经济富裕地方的经验难有代表性”。

　　在各方讨论意见下，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由部分试点到全面推进阶段。截至去年9月底，参加农民达到7.3亿人，参合率达到86%。此外，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正在形成。全国98%的地级以上城市、93%的市辖区和一半以上的县级市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已达到2.4万个，比2005年增加了47%。

　　公立医院改革是一大重点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有关医疗体制改革有“实施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的论述，由此也可断定，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改革势在必行、引弓待发。

　　而在一年前，业界还在纷纷认为，中国的医改可能会绕开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医院改革，而在社区卫生和农村医疗寻找突破口。于是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社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新政出台和改革试点，而关于公立医院改革最为核心的产权问题也不再为大家所提起，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多关于加强医院内部管理的报道。还有一个理由则是，中国的公立医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种已经形成的关系盘根错节纷繁复杂，而且很多问题都是积弊深重，难以一时根除。加上公立医院本身占据了我国医疗市场将近80%的医疗资源，一旦强力改革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加上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竭力阻挠，也因此导致改革进程举步维艰。

　　但医疗体制改革始终是绕不开对公立医院的改革，那么，医疗改革究竟会怎么“改”？目前方案的真面目虽然还不得而知，但卫生部高层领导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还是透露了一些信息。

　　陈竺说：“我认为，最合适的医改方案就是能够体现十七大精神的，人人都能够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此前，对“医药分开”这一方向，有些医药界的代表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陈竺对此的解释是，现在讲的“医药分开”实际上是指医药购销活动中的利益和医务人员的行为分开，而不是“医”和“药”分开来，把药店搬出医院，毕竟，医生要治病，主要的武器、手段就是药品和医疗技术。逐步取消“以药养医”机制，切断药品与医院的经济联系，强化医院的公益性。

　　大医院不能给药厂打工，给药商打工，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公立医院主要依靠医药创收、公益性淡化的弊端。“医药分开”的改革是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必经之路。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医改中应该包括两个重点，一是推动现有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院的改革，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政府就要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投入不足，欠账较多，基数偏低，在这个基础上要进行改革，要让公立医院保持公益性，国家就要加大投入，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转。”另一个重点就是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建立对中医院的财政补偿机制。王国强指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以及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发挥中医药的基础作用很关键，因为中医药有着简、便、验、廉的优势，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农村、社区。而为了发挥这一优势，也要加强对中医院的投入，建立财政补偿机制，不要让医院因开展中医药而亏损无法生存，这样既有利于国家中医药的发展，也有利于老百姓看病。

　　医改核心是把钱用到老百姓身上

　　历时一年半备受关注的医改方案，已基本敲定。方案将在两会后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最终明确后，将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医院进行试点，争取用1到2年的时间完成医改。据悉，2008年用于医改的财政年度投入将超过1900亿，到2010年则将达到4000亿左右。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医改的基本目标是：“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我们要坚定地推进这项改革，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在医改公益性的原则方针确定之后，国家对医改能投入多少，以及所投入的医改资金能否落实到位，落实到每个患者身上，怎样把钱用到百姓身上，让每个患者受益，成了医改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多年来，由于国家对医疗领域投入过低，过度的市场化让群众饱受看病难、看病贵之苦。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切实加大对医疗领域投入力度，这是医疗领域政府责任的回归，积极响应了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财政将加大医疗投入”的一种庄严承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4000亿医改资金的“大蛋糕”该用在哪些地方，如何落到实处？如何在使用过程中防止“跑、冒、滴、漏”呢？

　　首先，必须要切实加强对医改资金的监管。无数惨痛的经验和腐败案例告诉我们，每当国家为某一领域或项目划拨、投入巨额资金时，总会有一些不法之徒意图染指，把国家的资金和财产当成可口的“唐僧肉”，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据《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79.7%的受访者对即将出台的医改新方案充满期待。在谈到“新的医改方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时，58.7%的人认为“如何把政府投入切实用到老百姓身上”才是最关键的。从政府投入到百姓获得，沿途“损耗”会有多大？中间存在多少掠夺层？新的医改方案是否对此设计了有效的约束措施？经医疗服务链层层“雁过拔毛”，层层环节下来，真正用到百姓身上的政府投入能有多少？因此，在下拨巨额医改资金前，如何切实加强医改资金的使用管理监督，确保资金的安全，是摆在首位的问题。

　　其次，要切实把医改资金投入到补贴群众看病上。从以往一些国家专项资金的使用来看，现实中很容易产生专款不专用，挪用专项资金用于他途的情况。比如，一些地方把用于救济灾民的救灾款挪用于建设机关办公楼、购置小车等，特别是那些手握实权，掌控国家资金使用分配权力的掌权者，更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行“雁过拔毛”的腐败伎俩。使救灾资金的性质完全变了味儿。在医改资金的使用上，我们也要防止这种借医改之名，不行医改之实的挪用行为。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使医改资金真正的应用在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及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上，用在补贴群众看病上。

　　此前，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真正得到实惠的并不是广大的老百姓。医疗改革必须解决政府投入的终极使用对象问题，必须破除“干部本位”，而代之以“百姓本位”。在现代法治国家，老百姓纳税是为了用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取公共产品，他们有权并且必须享受得到纳税行为带给他们的“好处”，否则他们就没有纳税的义务。要消除重压在百姓头顶上“看不起病”的这座大山，新的医改方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公共医疗投入必须坚持站在“百姓本位”，因此，在医改资金使用上必须要多向基层、农村倾斜。真正把钱用到老百姓身上。

　　时至今日，已走过整整20年中国医改，再一次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站在这一节点上回顾曾经的经验和教训，展望即将踏上新征程的医改方案，本着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促进人人应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新目标。社会各界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气去迎接新的问题和挑战。★

医者不可不仁慈

本刊记者 张云鹏

　　宋代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医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驰，于病何益？由是言之，医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则招非；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则招祸。惟贤者洞达物情，各就安乐，亦治病之一说耳。”清楚地说明，医者对患者要仁慈，患者对医者要信任。若能如此，则医患和谐。这段话揭示了医患关系的本质，如今读来尤觉亲切、深刻。

　　不慈仁则招不信任

　　小病拖，大病熬，一人得了重病能拖垮一家人的生活，这就是当今民生的一个结症。医患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医学伦理关系，和谐是医患关系的内在要求，其基础是信任。然而，现今的医患关系问题恰恰在于这种信任动摇了，甚至部分瓦解了。打开网络搜索，关于对医德、关于医院唯利是图的声讨比比皆是。

　　在北京某区医院，刚刚走出发热门诊诊室的患者张先生对记者说：“刚感冒时只是到药店买了些药，可是病越来越重，不得不到医院来看看，看一次就得几百块，没问两句就直接让去化验，楼上楼下的跑一圈，到大夫那，化验单扫一眼直接就让输液，又开了一堆药。因为吃药也一直不见好就多问了几句，可大夫有点不耐烦了，这年头有啥都别有病……”正在这时，一位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插嘴说：“这叫萝卜卖快了，不洗泥。真怀疑这帮大夫还会看病吗，你看，来的人都是一个方子，我就没见几个不让输液的，输液用的都是一种药，刚才有个年轻人拿着方子去划价，回来就问我附近哪有药店，药贵啊，大夫为赚钱只开贵的……”

　　广州一位蓝姓网友更是深有体会。他的弟媳患癌症病了两年多，每次住院医保限额是一万三千元，超额后医院马上就让办理出院手续，那怕患者正在化疗后的高烧中。一般要等十五天后方可再次进院治疗。用他的话讲：两口子买断工龄的一点血汗钱和全部家底花得光光的，就这样的断断续续治疗，病人病情不拖重才怪呢。蓝某一家再次把病情加重的病人送到位于广州市桂花岗的三甲某中医学院，近一年来一直在这家医院进行中西医治疗。但是由于病情转危，医院据病情要为病人输氧气，上呼吸血压监测器时，病人竟一再查问价格，怕家人负担过重，想拒绝配合治疗，宁可艰难地挣扎在生死边缘。

　　令蓝某一家气愤的是，在医院三天内发了两次病危通知后，在第二次通知的次日上午，医院三肿科的主治主任、医生竟当着神志清醒的病人面，以病人的医保费用已达标，请家属为病人马上办理出院或转其他医院治疗，否则超出药费医改办会令他们很难做！而当时病人已上了呼吸血压监测器，进行24小时监测(当班主治医生并再三叮嘱不得挪动病人以防出现呼吸困难休克现象)，病人的病情明显恶化，病人听到医院方的要求，忧心忡忡更加焦躁不安。随后，蓝某被叫到办公室里，医生再次申明先办出院，并说明会把相关的治疗情况随病历一起完善做好，在蓝某严词拒绝并质疑医院的做法后，医院方面最后才无可奈何地同意病人留下继续治疗。不久病人在遗憾和绝望中离开人世……

　　当前对于医患纠纷、医风医德的曝光屡屡见诸报端，曾有媒体专门针对“患者的信任”作过一项调查，调查表明：超过半数患者在就医时对医生半信半疑，另外20%的患者认为“不相信，但有病没办法”。这项分别针对医生和患者的调查还显示，96%的医生感觉到病人不太信任自己。调查显示，超过80%的患者认为医患关系“有点紧张”、“很紧张”。有40%的医生认为当前的医患关系“有点紧张”，57%的医生认为“很紧张”。

　　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曾在200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纠风工作，把纠风工作作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并举例，在纠风工作中，医务人员上交“红包”、开单提成和各地查处这方面问题涉及金额4亿多元。

　　患者才是医者的“衣食父母”

　　医患关系紧张并非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可是，当国有大医院的管理者成为实质上的行政官员后，当国有医院垄断了医疗市场，当“只给政策不出钱”的市场化思维盛行，当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时，官本位的医院哪还有压力和耐心将患者奉为上宾？有些医院给医生们下了各种指标，甚至规定好了医生的“创收来源”。于是便宜、有效的传统药品被昂贵的新药替代。按医院的规定，医生必须做到怎样怎样才能取得收入，否则就难以保证，这怎能不发生乱涨价、乱收费、过度治疗、收红包、医疗事故频繁等现象？

　　2007年，新华社曾经作过一篇《医德医风示范医院评选为何出现“零报名”》的报道，讲述海南省卫生厅决定在全省评选6家医德医风示范医院。根据要求，全省二级以上医院都可以自愿参加这次评选活动，参选材料必须在3月25日前报到省卫生厅纠风办。可到3月21日，全省竟没有一家医院报名。医院“零报名”说明医院对自己铲除医疗腐败现象没有信心，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自己解决群众意见极大的医疗腐败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在医生面前，患者往往表现出感恩戴德，患者看病，说成“求医”。患者对医院，顾客对企业，两者尽管实质一样，但很少见医生、医院对患者感恩戴德的。客观上也造成了双方的不平等……这些现象，完全是位置颠倒。

　　2007年，北京市卫生局在全市医务行业中开展“诚信微笑，优质服务”活动，倡导医务人员与患者见面时先问候，告别时道一声“谢谢您”。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表示，看完病后对患者说一声“谢谢您”看似简单客气，其实是医务人员“感谢患者信任”理念的表达，这实质就是一种主动的医患沟通。另一实质是：对医院来说，医疗收入是医院得以维持正常运转的主要来源，患者就是顾客，为其提供了资金。正是患者来看病，医院才得以生存，医务人员对患者，当然应该抱有感谢的心态。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铭贤认为，广大患者对于医者还是信任和敬重的。由于信任和权力不对称，总的来说患者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多数工人、农民、退休老人，他们或者缺乏医疗保障，或者经济比较困难，或者知识低下，对于他们，医者只能给予更多的同情和关爱。即便是“男子拒签字致产妇死亡事件”的当事人肖某，或许可以责怪他的无知和偏执，可他也是医患不信任的受害者。医者是为患者而存在的，只有在为患者服务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没有患者就没有医者，也不需要医者。因此，从本源上看，患者是首要的，患者才是医者的“衣食父母”，有什么理由与患者相对立呢？就医患关系而言，价值选择的失误主要表现为三点：其一，过分强调和夸大了经济利益；其二，忽视了自主、公正等重要价值；其三，忽视了医学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因此，要在价值选择上坚定而恰当地加以调整，弱化经济利益而强化人文关怀。价值选择要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并有制度安排的保障。

　　医乃仁术、医者父母心不能只是老生常谈，一句“谢谢您”只是换位思考的开始，将心比心是医患沟通的起点，医务人员作为主导方尤应如此。这种沟通应该是心灵的沟通和感情的沟通。患者容易产生不满意的地方，一是服务质量，二是医疗费用。如果医务人员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把病人担心的事情讲清楚、说明白，帮助患者选择既保证医疗质量，又能够减少费用支出的治疗方法，人心换人心，患者必然会理解医务人员的难处。如果患者花费许多钱，获得的是低质量的医疗服务，不仅病没治好，反而加重病情，这样的医患关系如何能和谐？

　　医者仁慈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必要保证

　　医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则招非；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则招祸。仁慈与信任共生才能有医患和谐。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国际医院交流与合作论坛”开幕式讲话中强调：坚持医疗服务公益性；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等五点意见。简单理解，公益即是慈善，以患者为中心即是医服务于患、以人为本即是发挥医者仁慈之心。

　　体制改革是医患关系和谐的重要支持，但不能因此陷入到“制度主义”的误区，因为医患关系虽然在宏观上体现为患者与医疗体制的关系，但在微观上则体现为患者与医生的人际关系，好的制度必须通过每个具体的人才能实现效果。因此，与制度改革相比，增强医生的责任意识和职业精神也同样重要，在短期内甚至更为重要。

　　抱仁慈之心，施以仁爱关怀，于医患关系是自然而然且尤为重要的，因为医生的职业有其特殊性，工作对象就是人的健康和生命，医生更应当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注人的感受和情绪。没有哪个医生会反对仁慈之心，只是对于医生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医患关系中仁爱关怀的缺失，或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行医过程中倾注仁爱关怀是更为关键的。不可否认，病人不单需要肉体上的治疗，更需要情感上真诚的关注和抚慰。作为医生，不仅要为病人解决病痛，更应该理解患者心理，消除患者的心理阴影。对于医生来讲，抱着“见病不见人，治病不治心”的态度显然无法获得和谐的医患关系。

　　单从医者而言，对患者施以仁心，患者将回报以信任。医者个人的仁心代表的是医院整体的诚信，仁慈是诚信的根本，诚信是医院工作的根基，医院的诚信是质量的根基，表现在质量，结果在效益。诚信、质量、信誉、效益之间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由此也就创建了和谐的医患关系。正如宋代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所说：惟贤者洞达物情，各就安乐，亦治病之一说耳。★

新农合让农民也能报销

本刊记者 纪连生

　　日前召开的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议宣布：2008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试点顺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这表明着历时五年的新农合试点工作已圆满结束，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转向在全国推行这一惠及广大农民的新合作医疗制度。

　　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在全国全面实行，启动工作在即，怎样把握好目前所面临的机遇，不断巩固成果，全面建立新农合制度，为缓解群众看不起病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人们关心和探讨的话题。

　　新农合保农民健康奔小康

　　自2003年新农合开始在全国部分农村试点以来，一些农民已从中得到了实惠，为缓解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目前已有20个省份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覆盖。截至2007年9月底，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有2448个，占全国总数的85.5%，参加农民近7.3亿人，参合率达86%。2003年至2007年，各级财政直接用于补助参合农民的资金达54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69亿元。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新农合管理经办和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资金达46亿元，用于补助农村医疗救助资金36亿元。2003年全国筹集新农合基金只有40亿元，到2007年，当年筹集新农合基金就达428亿余元。

　　据了解，截至2007年，中央已投入专项资金94亿元，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农村卫生基础设施。由于农村医疗机构的软件和硬件设施不断加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以往农村卫生工作所面临的困境，促进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从而密切了党群、政群关系，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新农合”制度从2003年试点，到2005年下半年扩大试点范围，再到决定今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如今，“新农合”已让7.3亿农民受益。

　　北京密云县的杨某在2006年底为父母和弟弟办理了三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他说，当时“我觉得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不是为了将来报销，只是买个平安。再考虑到这项惠民政策的切实可行、可信，就毫不犹豫的给他们入了300元”。去年，母亲患病花了近10万元，从县医院到北大医院，再从北大医院回县医院，累计三次手术，因为家里较困难，“叔叔、同学、老师……只要是我能借到的都借了。”但这10万元对于月工资仅1900多元，还得还住房贷款的他和已经不能从事大量体力劳动的父亲，仅靠临时工作维持自己生活的弟弟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当他拿着母亲可报销的近7万元的住院费用单据，到太师屯镇合作医疗管理所报销了32055元，一下子就给他减轻了三分之一的负担。当他向记者说起报销医疗费时，他说：在这里我及我的家人对党和政府的这项“民心”政策的非常感激，让我们深切地体味到了在母爱之后，还有一种大爱在延续，那就是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爱！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在共担医药费风险的同时，为农民报销部分医药费用，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张江、刘艳青夫妇，是河北省迁安市闫家店乡孙家店村农民，刘艳青曾于2004年患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在迁安市中医院治疗，费用8000元左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1400多元。2006年又被诊断为急性主动脉夹层瘤，入住北京301医院进行救治，费用10876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其封顶报销1.5万元，同时得到大病救助补助金9376元。从这个实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互助共济、共担风险是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重要途经，可以有效地为农民保健康奔小康，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别让存在的问题绊住了新农合发展的脚步

　　面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我们还看到了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群众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认识存在误区。有些农民群众采取观望态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有的地方对新农合的宣传不够，使部分农民群众对合作医疗政策了解得不全面，有的农民因为不了解转诊程序外出就医，没能享受报销而产生抱怨；此外，部分农民互助共济意识淡薄，年轻人大多认为自己年轻力壮，出钱参保得不到实惠反而让别人受益很不划算。

　　基金运行和监管机制不合理。按照国家合作医疗管理办法规定，合作医疗管理机构设在卫生行政部门，经办机构隶属县级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但在实际操作中，试点县合作医疗经办机构都设在卫生部门，同时，由于合作医疗基金只设一个账户，基金收支都由卫生部门经办，这样，卫生部门既管政策，又管基金收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缺乏制约。在收费方式上，有的地方采取基层干部登门收缴的办法，有的采取财税部门或农业部门代收的办法，缴费的时间不一致，出具票据不统一。由于监管不力，个别地方出现了套取基金的违法现象，如洋县妇幼保健院通过伪造住院病历，出具假的化验报告单，以及虚构收费单据，一些本不在报销范围的普通门诊患者变成了住院患者报销范围。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是解决农民因患大病对其带来的巨大的经济负担问题，但从试点县市情况看，补偿水平偏低，对得大病农民沉重的医药费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相对于基金总量，制度上规定的起付线、封顶线及补偿比例偏低，致使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一方面结余较多，另一方面因大病致贫现象仍然存在，地方政府没有作出及时调整，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参合农民获得实际补偿偏低使大病得不到根本上的救治。

　　乡镇卫生院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服务主体，但长期以来，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农村的乡镇卫生院的服务功能薄弱，医疗环境、医疗设施、诊疗技术等相对落后，致使许多农民舍近求远，到县以上医疗机构就诊，增加了合作医疗基金的支出，这就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范运行和健康发展。

　　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定点医疗机构开大处方、人情方，不合理用药，不合格检查，诱导农民过度消费，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此外，有的定点医疗机构药品价格普遍偏高，不少药品农民用药报销后个人支付的费用比例比在零售药店的价格还高。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新农合实惠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专家建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应该是：加强监管，规范运作，提高筹资水平，扩大农民受益面，增强保障能力。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长陈竺指出，推进和完善新农合制度的重点：一是探索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确保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补助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新农合基金账户。二是形成科学规范的补偿方案。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受益面，提高受益水平。三是加强医疗服务和医药费用的监管。切实加强农村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有效开展农村卫生机构及其服务行为的外部监管，对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动态管理。四是加强经办机构能力建设。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提高新农合的管理能力。五是加强基金运行管理。要健全基金管理制度，同时，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社会各界和农民的监督作用，确保基金安全。

　　在2008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议上各部门也相应地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茅说，今年将继续安排27亿元中央专项投资，全部用于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用房建设。到2010年全部完成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任务，使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为新农合的全覆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保障条件。

　　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说，今年民政部门将要调整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实施方案，做好与新农合在政策、服务管理和资金结算等方面的衔接，以更好缓解农村困难群众的就医看病难题。各地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按照动态变化，全面准确掌握农村特困户、五保户、低保人数以及边缘贫困群体患大病、重病情况等医疗状况，确保贫困农民能够参加新农合。对经新农合补偿之后个人仍难以负担医疗费用的救助对象，要通过医疗救助给予适当帮助。

　　财政部部长助理丁学东说，从2008年开始，各级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将提高到每人每年80元，比现行补助标准翻一番。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标准提高到40元，对东部地区的补助标准同步提高；地方财政补助标准也相应提高，确有困难的地区可分两年到位。

　　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决定，从今年起，用三年时间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并逐渐形成一项制度。

　　这些都标志着对全国农村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全面覆盖，国家和政府拿出了更切实的措施，让更多农民群众受益，也将给农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实惠！

中医进社区能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吗？

本刊记者 纪连生

　　如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是老百姓最感到头痛的事，政府和医疗机构纷纷出台相应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收效甚微。然而，记者经过深入采访发现，中医进社区给老百姓看病，是解决廉价医疗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有些地方由于人才、设备等条件还不尽人意，国家的政策没有落到实处，使得中医药进社区没有真正的发挥其作用，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医进社区有了较快的发展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倡导下，社区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正在形成，作为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得到了长足发展，我国75%的地区已将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纳入本地区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规划，40%的省、区设立了专项经费用于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建设，90%的省、区将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项目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社区卫生服务因为它的特有功能而倍受人们的青睐。

　　“我在社区卫生服务站用中医疗法治病只花了百八十块钱，效果明显，省钱还方便，多好啊。”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社区卫生服务站门口刚看完病的杨大娘向记者发出感慨。她说，自己消化功能一直不好.且腰腿酸痛，行动不便，前后花了几千元钱。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佳。去年在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大夫的指导下，进行了几个月的灸足三里，现在消化功能改善了，腿脚也利索多了。

　　作为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之一的北京市西城区等地正在探索着将传统中医药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以价廉质优的医疗服务，缓解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矛盾的有效途径。杨大娘则有幸成为此举的受益者之一。

　　记者在朝阳区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71岁的高大爷在针灸，老伴曲大娘陪伴在身边。在谈到中医参与社区卫生服务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时，大娘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老伴9个月前患有脑血栓，手不能动，舌头不会打弯儿，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脱离了危险，但康复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就回到社区卫生服务站了。”“今天是梁大夫治疗的第23天，老伴的病情明显见好。不仅手能拿东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曲大娘对于目前的治疗状况很满意。

　　记者了解到，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开展中西医全科门诊，医保卡也可以使用。此外，医生还提供上门问诊服务，社区居民可通过门诊部提前预约市中医院的专家。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说，“现在社区里的医疗服务点并不稀奇，但中医进社区还不是很普遍。”记者了解到，随着中医进社区工程的推进，北京市还将在一些管理较完善的社区开设类似的中医特色门诊部。

　　通过几年的探索，我国不少地区在中医药进社区方面取得了难得的经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继2005年命名第一批13个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后，2006年2月再次命名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等12个地区为第二批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以促进该项工作的迅速全面铺开。

　　软硬件不足易致信誉危机

　　中医药进社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的中医师和中药师数量明显不足。据统计，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执业中医师仅占执业医师总数的7.14%.不少社区卫生服务站根本没有中医师。“没有高水平的中医药人才在社区，老百姓不会信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龙致贤坦言。

　　“不少百姓到社区医疗机构看病，需要的不只是纯中医诊疗，而是中西医诊疗技术手段的配合。”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常淑玲深有感触，“我们非常渴望引进具备全科知识的中医药人才”。

　　“财力不足、基础设施不齐全、工资标准低使得不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从而也丧失了对人才的吸引力。”北京中医医院门诊部主任王国玮一语道出其中的苦楚。有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里.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摆放床位用以实施针灸、按摩等治疗项目，不少中医药专业人才在面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力邀时会望而却步。

　　在软、硬件不足的情况下，难怪有患者表示。只有在患上疑难杂症，或者西医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才会想起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的中医求助。

　　政策不到位也让中医药进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缺乏后劲。北京中医医院门诊部主任王国玮表示：“社区医疗到底要搞成什么样，模式框架是什么，中医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究竟如何发展等问题都是大家十分关注的。政府部门应及时制定相关细则文件进行指导。只有让大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医在社区医疗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从而让老百姓真正了解中医社区卫生服务。”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隶属北京某中医医院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于2001年在菊儿胡同建站，而今，却不见了踪影。几位附近的居民纷纷摇头表示，不知有这么个为百姓看病的地方：“没印象。就是有，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当初带着满腔热情进社区的卫生服务站悄无声息了呢？该医院相关负责人对此讳莫如深。业内专家分析认为，软硬件的不足让一批曾经尝试进社区为百姓服务的医疗机构不得不带着遗憾而归。

　　政策搭台人才唱戏

　　面对困境，中医药进社区卫生服务站之路该如何走好，一直是业内人士十分关心的问题。而尽早出台相关指导细则、建立适合社区卫生服务需求的中医药人才机制已成为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发挥作用的必要保障。

　　事实上，政府部门一直都在研究中医药进社区过程中的问题，希望通过制定科学的政策，保证该项工作的顺利展开。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卫生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意见》已于2006年6月出台，其中包括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基本原则、工作目标、措施方法等，并就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一系列指导意见，如资源的合理配置、服务功能的完善、人才的培养等。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卫生部于2006年7月印发《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补助政策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补助原则、补助范围及责任划分、补助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这无疑为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求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深入认识并研究中医药在社区卫生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工作办法，并将与各地相关部门联手，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医药从业人员、中医药技术服务项目的准入管理，以及对中医药服务质量、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使用等方面的监督，将中医药业务开展情况纳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人员年度工作考核目标，并将接受中医药服务居民的满意度作为考核社区卫生机构和从业人员业绩的重要标准。

　　人们在期待获得具体政策帮助的同时，相关部门与机构也将建立有效的人才机制等作为搞好中医药进社区工作的当务之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处长吴凯表示：“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发挥中医优势，关键还在于人才，只有高素质的医生队伍才能赢得百姓的信赖。”王国玮则认为，单一的中医医疗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社区卫生服务将更依靠全科医生。因此，要培养大量中医全科医生，以更准确地判断患者的病情，进行有效治疗。

　　目前，不少地方在此方面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作为第一批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的广州市荔湾区正通过社区医护人员到大医院进修，大医院专家到基层指导工作，举办中医基础知识学习班、中医适宜技术操作培训班等多种形式提升社区中医师的医疗技术水平。而据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常淑玲介绍，北京西城百万庄社区卫生服务站的4位医生均毕业于中医专业，通过转岗培训后，参加了全科医生培训课程和短期的西医培训班，并拿到了《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合格证》，学会了“两条腿走路”。

　　有专家说：我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中医多采用望、闻、问、切的诊疗手段，不需要大型的医疗器械，最适合进社区。是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最佳途经。★

医患关系：合则两利失则两伤

本文导读：我国从古至今都十分重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从远古的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而医道立，到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医学人道主义的萌芽，再从我国最早、最全面、系统地论述医德的专著—唐朝名医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到明朝徐春甫“医本仁术”的思想，强调的都是医患关系的融洽与和谐，是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

　　到了现代，原来的治病救人有太多太复杂的利益纠葛掺杂其中——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没有解决，以药养医带来了医院逐利的冲动；医学科技发展使得医疗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医疗费用的高涨；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医疗费用的支付成为生活中令人担忧的压力……种种矛盾最后集中到了医院，面对患者的医护人员首当其冲。近年来，医患关系的负面新闻让人们心生忧虑：医患和谐的路究竟在哪里？

　　本刊记者 朱华

　　“你相信我吗？”如今对于医生这样的问题，有多少患者会坚定地回答“我相信”呢？

　　有人将近年来的社会话题排定座次，“医患关系”在排行榜中当仁不让，名列前茅。钢盔、“医闹”、停业、拘禁、茶水“发炎”……每一个事件都表明了当今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医生接诊怕患者找茬，患者就医更怕医生不负责任,紧张的医患关系俨然成了一片雷区。

　　“钢盔秀”无奈的表达

　　2007年5月19日，江苏镇江第一人民医院急诊中心的医护人员向医院申请戴头盔佩警棍上班，理由是该急诊中心的多名医护人员频频遭遇病人威胁、恐吓、打骂，由此担心人身安全问题。

　　在该医院急诊中心负责人向媒体展示的《关于加强保护急诊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请示》中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在没有采取切实有效防护措施前，为使急诊医护人员安心上班，下周起科室自行佩戴头盔和警棍上班，用于防护和自卫。”

　　考虑到社会影响等因素，该医院拒绝了急诊中心“戴头盔佩警棍上班”的要求，同时采取安装摄像头、加强巡逻等多项措施保证急诊中心医护人员的安全。

　　这起事件自然再次引起了医患关系的讨论，“医闹”这个新词，开始频繁见诸报端。人们发现，一些人组成“团体”，少则十多人，多则上百人，在医院拉横幅、堵大门、烧纸钱甚至动粗，要求赔偿。医院的医疗秩序和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挑战。

　　事实上，“申请”戴头盔佩警棍上班，并非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的独家专利。2006年12月，位于深圳市平湖的山厦医院因为与一死亡患者的家属发生纠纷，医生护士不断遭到围攻谩骂，连续数日该院医护人员戴着钢盔上班，早已在社会上引发了口水大战。

　　“钢盔秀”的出现是医院对“医闹”现象表达无奈的一种方式，希望引起有关方面对“医闹”现象的重视。尽管“钢盔秀”只是医院加强自身防护、以防不测的权宜之计，然而这种“以暴制暴”的形式却有可能使医患双方陷入“相互报复”的野蛮状态。

　　说到紧张的医患关系，仅去年，我们随手就可以举出很多事例：

　　1月，昆明市儿童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相继遭遇“医闹”，昆明警方对其中5名闹事者作出了拘留5天的治安处罚。这是昆明市警方首次处理“医闹”，尽管公安部门表示，处理医患纠纷并不像普通的治安案件那么简单，但是医务人员却视其为有效的保障。

　　4月，福建省武夷山市医疗卫生系统14家医院，聘请公安局14位民警担任综治副院长。

　　7月7日，就在民警进驻医院的武夷山市，当地妇幼保健院因为病人家属摆花圈、设灵堂，围堵医院而关门停业，住院病人全部转院。

　　11月，悲剧再次上演，河南省洛阳市中心医院护士被患者家属非法拘禁6小时。4名被非法拘禁的护士遭病人家属打骂，被罚跪。6小时之后，4名护士才从被困的病房中被解救出来，其中3人已经昏迷。

　　一家大型医院的院长长叹：“现在已经到了有史以来医患关系的最低点。”他不敢预言未来。而在另一家医院，刚刚歇班的护士谈起亲身经历的纠纷，竟泣不成声。

　　……

　　越来越紧张的医患关系、得不到切实保护的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将威胁到我们国家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而这与千家万户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密切相关。

　　百姓不满医疗现状

　　患者或他们家属对“救死扶伤”的医生们老拳相向，原因实在太多。对不少百姓而言，进医院除了要承受病痛，看病的过程也常常让人不快。

　　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繁忙的门诊大厅里，退休工人老王正在和周围的人大声抱怨：他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到。

　　走进任何一家医院——尤其是二级以上医院的门诊楼，很容易听到老王这样的抱怨。上海的医疗政策是病人可以在医保定点医院内自由选择医院。地段医院和三甲医院的普通门诊收费相差无几，医院因此忙闲不均。大医院的医生4个小时里要看50个病人，不管老王们排了多长时间队，最后总是3、5分钟解决问题。

　　即使这样，大医院的门诊医生已经忙得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了。北京一位门诊医生的丈夫抱怨说，自己的妻子总要到下午1点多才能吃上午饭，晚上8点钟才能下班，连上厕所都不得不与门口排着长龙的病人打招呼“请假”，以免遭遇白眼和指责。

　　老王正当盛年时，厂里有劳保医疗，医药费报销，但身体正棒用不着；等到身体走下坡路的时候，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了，医保社会化了，卡上那一点钱不经花，也不敢乱花。原来靠政府、靠单位，现在靠自己——医药费还要比过去贵一大截子。这让老王排了近3个小时门诊后，气不打一处来。至于这个气是不是因为排队，老王说不上来。他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物质样样匮乏的年代，本来有很好的耐心，然而，“我一进医院，心里就不舒服”，老王说，“我们厂退休的老师傅一见面，除了谈国家大事，就是骂医院、骂医生。”

　　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越来越集中到医院。对那些退休工资比较低的老人来说，更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是社会医疗保险还是商业医疗保险，都不能充分有效地保障普通老百姓的医疗所需。口舌和拳脚之争，相当一部分起因于医疗费用。经济问题导致的纠纷，已经明显呈现出上升趋势。

　　北京某区卫生局长对记者说，不正常的医患关系是医疗卫生领域多年矛盾积累的结果。今天老百姓的钱包对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有限，是最根本的原因。

　　医保水平有限、看病难、看病贵、治疗效果不如意、医疗条件不好、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老百姓积聚的怨气向唯一可以接触到的渠道发泄出来。有时候，拳头敲打在医生头上，发泄的是对医疗卫生状况的不满。

　　信任失落纠葛纷起

　　“相不相信现在的医生？”面对记者的提问，老王迟疑了一下，还是选择了摇头。

　　目前，医疗纠纷的一个死结是无法迅速进入处理程序，瓶颈就在于很多患者像老王一样，出于自己或者听来的经验，他们对医生已经失去信任感。

　　2007年11月21日下午4时左右，北京某医院，一名孕妇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医院。面对身无分文的孕妇，医院决定对其免费入院治疗，而随孕妇同来的“丈夫”却拒绝在医院的剖宫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当晚7时20分，22岁的孕妇因抢救无效死亡。该男子当场大放悲声，不断地指控医生“是凶手”。

　　而悲剧的男主角肖志军之所以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不相信医生”。

　　让我们再看看发生在2007年3月的事件。

　　因为某医学专家“拿杯茶水都能化验出问题来”的一句戏言，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记者设计了一次调查。记者乔装成患者，将事先准备好的茶水当作尿液送到杭州10家医院进行检验，结果居然有6家医院验出“白细胞”等超标，并认定茶水“发炎”。

　　于是，调查记者推论：“这些医院的工作作风不严谨，像这样的医院能让患者放心吗？谁又能排除这种‘马虎’不会发生在患者身上呢？”

　　很快，“茶水发炎”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医生群体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时，一场自发性的医务人员“反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来自92家三甲医院的志愿医生进行了“用茶水做尿常规化验”的试验，结果证明了用茶水做的化验结果93.4%都能验出病理指征。积极参与“茶水当尿检”反调查的医务工作者们，在用清澈的绿茶为自己正身的同时，回击了那些不负责任的错误报道和恶意中伤。

　　在所有纠葛之中，我们分明越来越感觉到，医患矛盾已经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协和音。如何让医患关系回归和谐？如何使医患双方都在医院获得“平安”？

　　医患和谐

　　“我原来是没信心的，看了她的故事，才知道原来真有这样的真情。”一位年轻医生在读完陈海新的事迹后很是感慨。

　　陈海新是上海一位普通的社区医生，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同时也赢得了人们对她发自内心的敬意。其实稍加留心，在我们身边，有一大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医务人员在默默地为创建和谐医疗的目标而努力。

　　华益慰、乔淑萍、郝克强……这一连串的名字代表着医患关系中的理解、尊重、付出、奉献，意味着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平等的相互理解和依存。

　　去年，“平安医院”、微笑服务、患者痊愈后的真诚感谢卡片……这些词的出现无疑如冬日阳光，而相关组织的成立及国家相关规定的颁布、实施，更给医患关系的改善注入了希望和动力。

　　2007年9月28日，独立于医院、患者及保险公司之外的第三方中立组织——安徽铜陵市医疗纠纷调节中心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之后，全国多个地方成立了这样的组织。在卫生部明确表态鼓励之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力量值得期待。

　　2007年12月19日，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建立医德档案，并进行年度考评，以促进医德医风的改善。

　　医生因患者而生、而成长，医学因疾病而发展，失去患者也就失去了医生生存的条件；而患者生病也要医生救治才能摆脱病魔、恢复健康，没有医生的帮助，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就失去了有效的保障。可以说，患者是医生的“衣食父母”，医生是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使者。医患关系应该成为社会上最和谐的人际关系，“合则两利，失则两伤”。这是医患关系最为光明的箴言。

　　2008年已经到来，改善医患关系，重要的是不放弃。★

医改是民营医院的终结吗？

本刊记者 张云鹏

　　2008年元月，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突出公益性，坚持利民惠民。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与其他产业部门有着不同的存在和发展目的。卫生事业主要的责任是维护和增进全民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是通过治疗患者而获取经济收益。

　　这意味着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将扩大覆盖面，增加普惠性和公益性。这也意味着医改将更加注重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更加强调政府在其中的责任担当。

　　几天后，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对媒体表示，没有要求民营医院承担公共卫生职能的要求，但是需要其担负起公共卫生等职责，比如对重大突发性传染病的上报制度等。

　　先天发育不全的民营医院

　　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不久，卫生部等三部委便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公立医院大一统局面，各种形式的民间资本陆续进入医疗服务领域，我国民营医疗市场开始兴起，尤其是1985年全面实行医疗体制改革后，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

　　九零年代，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营医疗机构凭借其灵活的机制和优质的服务为当时沉闷的医疗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中国民营医疗市场初具雏形。但是，一些为了牟取暴利不惜以欺骗、虚假广告、假劣药、过度医疗等形式愚弄坑害患者的行为开始在医疗机构像传染病一样蔓延，一些民营医院在暴利面前迷失方向，为利益不择手段，致使刚刚起步的民营医疗市场乱象丛生。比如，现在已经占据中国民营医疗市场80%市场份额的东南某省投资者以性病游医发家，完成了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从1980年代初国家允许开办私人诊所以后，这位最早创业者选择在广东这个沿海开放城市开办性病诊所，因为他们的一些恶劣手段，引起了社会反感。据媒体报道，当时一位卫生系统官员曾颇为愤怒地拿出一份卫生部纠风办针对这个游医集团专门发文文件，措辞严厉：“这个游医集团在全国各地以金钱铺路，承包经营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开办的性病、泌尿专科门诊，甚至承包整个医院或皮肤性病研究所，大肆进行诈骗钱财、坑害患者的非法活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的声誉。”尽管如此，并没有影响到这家性病游医的原始资本积累，并越做越大，形成了今天他们掌控中国民营医疗市场的局面。

　　原本充满生机的民营医疗市场身染沉疴，这无疑为这个市场今后的发展刻下了巨大的阴影。一直到今天，消费者对民营医院的投诉、批评、曝光乃至诉诸法律就一直没有停过，《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的出台和修订也仿佛是专门为民营医院量身订做……

　　2007年年初，全国48家民营医院获得了首批“全国诚信民营医院”的称号，并开始“全国诚信民营医院万里行”活动。就在颁布获得称号的第二天，民营医院——上海协和医院因存在多种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期，上海权威部门公布数据显示，一个月内发现23家医院存在不良职业行为，其中民营医院占21家。辽宁省的监查数据表明，在发布虚假广告的68家医疗机构中民营占了绝大多数……

　　先天发育不全的民营医疗市场

　　民营医院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有其独特优势。机制灵活，管理有效，没有负担，同时具备的执行力上具有优势，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医院的投资实力，二是医院在具体项目上的操作能力。这是许多专家眼中民营医疗机构能与公立医院“抢饭吃”的法宝。

　　我国已有民营医院1792所，占据市场份额约为3%～4%。业内总结民营医院发展的五大难题为：发展的扶持政策不够；人才匮乏与流动性大；税收多，负担重；无消费标准；诚信危机严重，社会认同差。这些问题在民营医院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非常突出，而且不断地困扰民营医院的发展。

　　首先，民营医疗市场的政策扶持不够主要表现在税收政策和医疗保险定点单位的政策上。目前税收政策的不配套不统一，对民营医院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根据财政部、卫生部有关文件规定，营利性医院在分类管理登记以后前3年是免税的，但地方税务部门却另有土政策，民营医院无法享受优惠，尤其是让一些起步较晚尚无积累的民营医院不堪重负。根据业内公认的测算结果，税收负担(主要是营业税及所得税)占到民营医院总收入的8%左右。而公立医院不仅没有税收负担，而且还有补贴。此外，目前营利与非营利医院执行的是同一个收费标准，民营医院不可能在收费上有高利润，加上一些卫生部门将民营医院全部逼进营利性的“死角”，各地出台形形色色的土政策“包围”，使民营医院发展举步维艰。

　　在医保定点政策上，除了少数民营医院借助地方招商引资政策或是私下运作相对比较幸运，获得非盈利性审批。在记者采访的山东部分地区因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得利的民营医院审批还算顺利。而大多数民营医院都被排除在医保定点单位之外。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后，一些地区不允许政策规定的非政府主办的非营利医院存在，民营医院“一律”成为营利性医院，而营利性医院“一律”不得成为定点医院。

　　在山东济宁市一家连锁性质的民营医院院长看来，除了税收、财政补贴、医保定点等因素外，人才问题也是制约他们发展的一大障碍。许多公立医院规定，一些资深医生即使退休后也不能为本地其他医疗机构服务，否则拿不到退休工资。对于在职的医生，更是理由多多。许多时候，他们挖来了人才，由于没有晋升职称的评审资格，很快又流失了。他说，过去还可以经常请一些大医院的专家来“走穴”，现在管理严了，这条路也基本被堵死了。

　　从参加民营医院经验交流会的业内人士了解到，有95%的民营医院都认为国家对待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政策上不一视同仁，缺乏必要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医疗保险、职称评定、贷款……所有制上的歧视依然存在，虽然目前不少患者冲着民营医院的特色和服务而来，可因为国家政策规定民营医院都不能成为定点医院，所以还是影响了民营医院的病源。

　　抛开上述原因，诚心缺失、社会认同度低，早已是现今国内民营医疗界心中抹不去的痛。除此之外，民营医疗内部家族式管理的阴影也在时时刻刻影响着民营医疗发展。

　　然而，先天发育不全的民营医疗市场有一个归根结底的病因，那就是重利益而忽视公益性。增加普惠性和公益性是2008医改的主旋律，而公益性恰恰是现今民营医院的软肋。医院的投资很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投入，一些老板总想尽快收回投资，在强烈的趋利心理下，难免不发生问题。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将民办医院夸大疗效、乱收费等问题一一揭露出来。由于质量参差不齐，使一些民营医院因为一次医疗事故而面临生死危机，更使得民营医院市场受到重创。国务院新医改协调小组北大课题组负责人李玲教授认为，国内一些民营资本还没有公益性的心态，他们是想逐利的。中国民营医院的平均税前利润高达50%，而美国医院，包括私立医院的平均利润只有3%左右。再加上国营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等等，消费者声讨的“看病难、看病贵”可见一斑。

　　公益性是民营医院的必由之路

　　发展民营医院的初衷是为了激活医疗行业的经营机制、打破国有医院的垄断格局，促使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曾几何时，民营医院以人性化的服务、快捷的效率以及热情的态度让众多饱受医生冷言冷语的患者耳目一新、倍感亲切。“我们民营医院的作用就是一条鲇鱼，在水里边搅和”，曾有上海市一家民营医院院长对媒体说，“我感觉，国有医院已经有危机感了。”

　　对社会公众而言，由于公共财政投入有限，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速度与社会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医疗卫生资源、尤其是优质卫生资源明显不足。单靠政府财政投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力量单薄。引进民间资金进入医疗领域，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

　　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医院年诊疗人数约为22亿人次，全国医疗卫生机构32万个；另外按1997年全国职工工资6470元计算，职工医疗占工资10%，按医疗改革后基本医疗保险要求，全国城镇3亿职工(个人帐户)计算，支出能力为1941亿元。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形成，医疗市场消费需求还将进一步上升。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投资的增加等因素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医疗市场的消费。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曾预测，现今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到2010年，中国的医疗消费市场总值将超过到15000亿元。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医疗服务业的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也表明医疗市场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面对对广阔的前景，民营医疗市场的再发展必须要经过一次浴火重生。

　　民营医院的发展从内部来说，克服自身的缺陷，抛开急功近利的思维，要有战略性的管理、规范化的机制、健全的财务机制、人才资源开发和科技创新体系以及独特的企业文化建设，打造自身品牌；从外部来说，目前我国的一些民营医院已经具备了与公立医院竞争的条件，一些进入定点医院的民营医院表现不俗。但就总体而言，我国营利性医疗机构从床位、手术量、门诊量上都处于绝对的弱势，称得上医院的不到医疗机构总数的1%。虽然进“定点”不是民营医院的惟一出路，但民营医院应该拥有一个能够公平竞争的大环境，需要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扶持。

　　对于未来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民营医院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必须要有公益性的心态。上海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向红、王磊曾撰文《民营医院的风险与机会》认为：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具有即时性、不确定性、专业性和技术性、垄断性、无误性与高质量性、供给者的主导性、效益外在性、短缺性等特点。同时医疗卫生又是保障人们健康的重要行业，因此即使民营医疗卫生机构也不能成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场所，这不仅是政府所不支持的，也是医疗卫生机构的公众形象所要求的。

　　因此如何兼顾公益性与营利性，对于民营医院来说将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

农民身边的“天使花园”

　本文导读：社区卫生服务站是北京密云县精心打造的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和群众生活贴得最近的卫生服务部门，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好服务而成为群众的“天使家园”的呢？今天，记者就带着你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