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它被称为“一道阳光”。

　　人们期待：光线所及，施政更加透明、腐败更难藏身、公众更易知情。

　　条例将于明年实施，在这段过渡期，公众需要充分揣摩这把保护自身权益的“利器”，政府则须建章立制、调整心态、调适行为。

　　其实，推进民主与法治，需要调适的，远不止政府。增加“透明”与“公开”、允许报道与知情，也是人大政协、法院检察工作的“题中之意”。

　　条例面世已近月，各方反响如何，行动多少？如何看待与媒体的关系？今日起，本报推出专版，专访中央多个部门新闻发言人以及相关负责人。

　　带领中央级媒体采访团在天津完成工作后，王旭明在返京的大巴上接受了采访。

　　谈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四年来发言人的工作，一场临时的“新闻发布会”，王旭明开了一个多小时。

　　王旭明坚称，记者是发言人的朋友，但是他多次对这个“朋友”表示“遗憾”。

　　四年来，王旭明的一些发言，被有的媒体冠以“怪论”，如“大学生养猪论”、“上学买衣论”

　　等等。王旭明强烈申明，自己的话“何怪之有”，媒体过度概括断章取义，他只能抱憾。不过，他喜欢有挑战的问题，目前为止没有说过无可奉告。

　　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他坦言“工作艰巨”，但“迈出这一步，具有决定意义”，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会有很大空间。他希望发言人的职责能提高。

　　「信息公开」

　　颁布条例迈出重要一步

　　推进公开面临艰巨工作

　　新京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的要求，你对教育部的信息发布工作有何评价？

　　王旭明（以下简称“王”）：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打造服务型政府所迈出的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新闻发布会。四年来，数量和内容不断增加。2003年是十几场，去年到了30多场。教育部网站从开始的几天甚至十几天都不更换信息，到现在第一时间更换政府信息。

　　新京报：《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及时、准确发布信息。你怎么理解“及时”、“准确”？

　　王：就是应该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发布真实情况。我认为我发布的信息都是及时准确的。当然，在时效性上，在披露背景上、在介绍事件进展等方面，也有提高的空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还有很大空间要拓展。

　　比如，有些政策在网站上发布了十天八天，但具体工作部门还不能及时做出准确的阐释。发生了突发事件，具体部门还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准确权威的答复。

　　新京报：条例还规定，与个人、法人和社会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需要公开。高校科研经费的使用状况，财政拨款使用状况以及学生生均成本，是不是与个人等利益密切相关？

　　王：是。

　　新京报：是不是需要公开？

　　王：是。

　　新京报：现在的公开程度怎么样？

　　王：比如说高校生均成本的测算，据我了解，我们的职能部门正在广泛地征求不同学校、部门、学生和家长的意见。

　　新京报：当前有些说法认为，作为新闻发言人，你为教育部添了堵，教育部为你挨骂。

　　王：对我职业的评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

　　我想说的是，我担任教育部发言人已经四年多了。

　　据我了解，在国家部委中，发言人担任这么长时间的还不多。在这几年中，有压力也有鼓励。我给你讲个故事。在很多次新闻发布会后，教育部周济部长会从头至尾浏览发布会实录，指出什么地方我该怎么说，什么地方该改进，甚至语气应该加强或是减弱。

　　新京报：你说部领导对你的工作给予肯定。发言人是否合格，是以教育部党组或部长的评价为准吗？

　　王：是重要标准之一。

　　新京报：为什么？

　　王：新闻发言人不是演员，不是主持人。他要及时客观地传达他所代表的政府声音。因此，得到了上司的肯定，对我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也有很多学生和老师支持我。在呼吁媒体大力宣传国家助学政策时，我的话被歪曲成“媒体无知论”，一个靠国家资助成才的大学生给我发来信息，只有五个字，“王叔叔，挺住”，我很感动。

“养猪买衣论”断章取义“真实准确”各方需进一步

　　新京报：说到“媒体无知论”，有的网友认为你的一些说法“怪”。

　　王：何怪之有？我从未认为我的言论“怪”，只要理智客观地看待中国教育的发展，就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

　　我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发表的言论，被说成“大学生养猪论”。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念需要转变，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任何一种职业，所以我说“大学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我举这例子是说明，我在尽我所能转变人们在教育领域的某些思想观念。

　　我认为新闻的精神，首先是真实、准确的精神。

　　我的许多说法，遭到严重有悖于本义的“概括”，这是非常遗憾的。

　　说到“媒体无知论”，原话是“如果媒体不宣传国家助学政策，说浅了是对国家政策的无知，说深了是对国家政策冷漠”，这样一句话等于“媒体无知论”吗？我希望能拿着王旭明的原话对比。

　　还有“上学买衣论”，原话是“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不能保证从小学到大学都实行免费教育。每个人选择自己受教育的形式，必须要考虑自己的经济资源、智力资源等”。我的本意是，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必须要理性地选择。

　　现在被概括成“上学如买衣”，是断章取义，断了“智力资源”的章，只取“经济资源”的义。我只能表示遗憾。

　　新京报：你曾经说，有时你在媒体面前是弱者，此话怎讲？

　　王：应该说在当前形势下，人们了解政府的声音和决策，最主要的不是通过会议，不是通过文件，是通过媒体。媒体的力量显得越来越大。我的意思是说，在媒体力量越来越大的同时，面对某些不全面不准确不及时的报道，我表示很无奈。

　　新京报：你一直强调你所传达的信息都是准确的，为什么你的言论在网上受到的攻击比较多。

　　王：这主要是由于对教育工作某些理念的理解，一些媒体没有及时准确全面地传播，造成公众的误解。对此我表示遗憾。

　　新京报：你认为解决公众的误解，媒体和发言人需要做哪些努力？

　　王：我希望在及时、准确、全面、有效上，各方能接近一步。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同题发言

　　大熊猫论：本意并非“我是国宝”

　　王旭明称，希望媒体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

　　新京报：你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吗？

　　王：目前为止还没说过，但我时时准备着。对我知道但没得到授权回答的问题，我会回答“无可奉告”。

　　虽然，我习惯以更委婉的方式，但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会说无可奉告，我喜欢有挑战性的问题和善于思考、能从新的角度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的记者。

　　新京报：发言人和媒体的关系应该怎样？互相迁就还是互有挑战？

　　王：互相理解。有人认为发言人和媒体是对手关系、敌人关系。我坚持认为，结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机构与媒体应当也有可能建立起良好的朋友关系、工作关系。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哪些地方有待提高？

　　王：新闻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在我国是新生事物，还处于雏形阶段。发达国家已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念和完善的工作机制。但在我国，如果不算外交部，在经验积累，受众理解，政府支持，发言人素质提高等很多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通过几年的实践，我深深感到：一是各级领导要对新闻发布工作加强重视；新闻发言人不是个别人好大喜功，不是个别人善于表现，而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高度，来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第二，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给予发言人更多的职责，更高的权限，以及与工作相适应的条件；第三，在发言人的培养和选拔上，比方说，有过媒体工作经验，对政府工作有一定了解，同时有一定亲和力，表达非常好，善于沟通，要选择这样的人加以培养，使我们国家出现一批而不是几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第四，我希望社会对新闻发言人给予更大的理解。我曾说过一句话，希望媒体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我，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成为国宝，是希望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这个在我国还像幼苗一样的新生事物，能够得到像保护熊猫一样的爱护，使其茁壮成长。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发言人工作打几分？

　　王：谦虚地说，60分及格。如果不谦虚，自己窃以为的标准是80分左右。85分以上为优秀，算是良好。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郭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