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班子中要注意选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各级政府机构设置情况,明确需要选配的工作部门和适当比例。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成为党外人士“入阁”的依据

　　【关键词】高官任免新气象

　　今年数月之内,两名党外人士相继“入阁”。先是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他是1972年傅作义辞任水利电力部长后35年来首位民主党派人士出任政府部长；继之无党派人士陈竺被任命为

　　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党外人士相继“入阁”,看似偶然,实则早有决策。200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

　　万、陈二君,均为海归人士,专业突出,实乃国际权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年,李世民尝云:“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包容的用人政策成就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中共破除党派藩篱,延揽党外精英入阁,反映出执政党宽广的视野和豪迈的气魄,也必将铸就新的盛世。

　　梳理十六大以来省部级高官人事变动,气象颇新。除了党外人士“入阁”,其他如省部级高官的年轻化专业化,高官问责“不上大夫”的“惯例”被打破,党委书记“减副”、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一系列变动也凸显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新理念……

　　党外人士“入阁”

　　几个月之前的两次任命,将这两个此前并不显山露水的党外人士推到舆论的中心。

　　4月27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决定,任命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汽车专家万钢为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担任部长的民主党派人士。他是1972年傅作义辞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后35年来,首位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部长。

　　“我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在科技部当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万钢的发言颇为动情。

　　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精诚合作,在建国初期曾经有良好的开端。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56名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7人。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非共产党人士占到14人；省市政府主席、副主席中,非共产党人士占到54名。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务院各部委中有非共产党部长(主任)9人,地方政府中有省长3人,正副厅局长403人。

　　遗憾的是,这一良好制度设计,从1957年开始,受到了扭曲,在“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1957年的反右斗争及其后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任用状况急速改变,他们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大多被安排在人大和政协,尽管在省市以下各级政府中也都有一定数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但几乎都是副职。不仅如此,就连国家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专业性极强的学校校长、医院院长,大大小小的社长、经理,也很少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即使有,也都是带“副”字的。

　　从1974年水利部长傅作义逝世直到现在,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部级及以上机构担任的都是副职。民进主席许嘉璐曾在1994年到2000年出任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此机构是副部级,但许嘉璐未兼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所以算专职)。

　　截至2004年底,共有3.2万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其中,有19人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领导职务；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非中共党员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7人；全国397个市(州、盟、区)人民政府中,非中共党员有354人担任副市(州、盟、区)长；有19人担任省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有87人担任地市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

　　万钢之后,谁是“第二个万钢”猜测相伴而来,但没想到的是,第二个很快就诞生。6月29日,有着从知青到中科院院士传奇经历的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再度引起热议。

　　“如果说万钢是破冰,那么陈竺就是推进”,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金安平如此评述任命陈竺的意义。在他看来,陈竺、万钢的出现,既是执政党信心增强的表现,也体现了中央对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在多党合作的框架早已搭建完成的情况下,将其做实已是必然趋势。”

　　在积极评价的同时,对于两个被赋予“标志”意义的任命,不少专家的评价仍保持谨慎乐观。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虽然两人的任命已经是一大进步,但与建国初期还不能相比,且毕竟还只是两人,还没有普遍性意义。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也对本报记者说,两党外人士任正职是扩大民主的尝试,是在现有体制框架里的进一步发挥,做法值得肯定,比过去有很大进步,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待观察,现在下结论很难。

　　对于“党外入阁”,王长江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政治架构上,民主党派站在监督的角度会更好,即使有正职的任命,例如监察部长这样监督工作的职位可能更适合,而本次任命的卫生、科技两部长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事务,变成了当事者。何种形式更为适合值得探讨；同时,对于两部长产生的路径,他也认为虽然形式上是人大任命,但主要还是执政党认可和授权,如果采取通过由老百姓选举授权可能意义更大,也比较可靠。

　　与陈竺、万钢同时的还有两项任命,原卫生部部长高强改任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兼任中共科技部党组书记职务。由此也引起一个疑问:部长和书记能否“和平共处”,到底谁说了算?

　　在7月10日举行的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俄罗斯文传电讯社记者关于新部长“党外身份”的提问回应称,陈竺担任卫生部长是中央的重要决定,新部长到任以后,卫生部所有的同事都非常有信心、决心。他还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陈部长就任以后,在卫生部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上曾经引用了两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表明了他的决心和信心。

　　在6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也同样面对这一提问,万钢回应称,他是4月27日由总理提名,由人大常委会批准,担任了科技部部长。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自己虽然当过科学家,也做过工程师,也做过大学的校长,但是,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确实还是不足的。对于党外身份,他称在多党合作方面还是很有一些经历和经验的,认为决策是民主、集体、科学的过程,并列举自己曾任同济大学校长时,同样有过以党外人士身份与党委书记成功合作的经历。

　　上任已经数月,带着外界党外人士如何开展工作的观望,两位党外部长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除了2007国际生物经济大会这样的国际性会议场合以及袁隆平院士的先进事迹报告会,科技部长万钢甚少在公众面前露面,联系科技部新闻官员,称万钢正在国外考察。

　　作为与群众关系密切的卫生部负责人,陈竺在公众面前的亮相较为频繁:9月20-21日,在山西晋城参加全国农村爱国卫生工作现场会,同时隆重纪念我国爱国卫生运动55周年。9月6日-7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2007国际医院交流与合作论坛；9月1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带队在贵州督导2007年全国医院管理年活动和卫生系统护士技能竞赛督导考核；参加8月18日在京举办的“中国器官移植论坛”。

　　两人之后,是否还有来者?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教授柳建辉认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政权的多层面安排会进一步扩大,安排的人数也会更多,他们也会更加有职有权。下一步,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将逐步有意识地解决目前党外人士基本都是“副职”和主要在“文教卫部门”安排的现象,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条件具备的人士担任正职。同时,还将通过一系列制度措施,保证他们任职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充分履行其职权。来源：南方都市报

　　对于陈竺、万钢二人的获任,除了关注两人的党外人士身份外,更多人将目光投向二人的专业背景。从履历来看,陈竺和万钢多有相似之处:知青的经历,海外留学背景,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权威地位。

　　北京大学金安平教授称,他们两人都有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归来人员主要还是进入技术岗位,真正进入政权层面的并不多见”。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也表示,“国际化的视野是陈竺和万钢很大的优势”,高层已经意识到中国政府需要更多可以与国际社会对话的官员亮相政坛,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国际声誉的陈竺与万钢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不仅在党外,这五年党内高官的任命中,具有较强专业背景的同样占据相当比例。一项统计是,2006年10月启动的全国省级党委换届后的98名省级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中,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在中国目前的省部级一把手中,还有12人拥有博士头衔。

　　甚至有人专门分析称,近年来理工科出身的省部级官员比重逐渐下降,而拥有包括法学在内文科背景的高级官员则越来越多。以这次省级党委换届为例,在98位党委书记、副书记中,72人具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占73%。在大学期间,他们大多攻读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新闻传播等文科专业。

　　对于干部更专业化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深层次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济转型的同时政府也在转型,过去强调技术救国,有很多拍脑袋决策,现在强调科学决策,民主化,因而更要求专业知识背景。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在全球化日益加速、信息社会逐渐来临的今天,面临的问题纵横交错、高度复杂,因此,对干部知识性、专业性的要求也更为迫切。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专业技能强、具备国际视野的学者型官员更容易得到提拔和重用。

　　除了学历和专业背景,年龄同样开始有所变化,在这次省级党委换届中,一批50岁上下、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走上省委书记、省长的重要岗位。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只有50岁,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湖南省长周强47岁,成为最年轻的省长。省级党委领导班子呈现出“456”的三级年龄梯次格局:40出头、50开外、60上下,老中青三代合理搭配的班子初步形成。据统计,目前32个省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为58.39岁。特别是孙政才、周强和胡春华这批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官员亮相政坛,反映出干部年轻化的力度。年轻越来越成为中国各级主政者的共同形象。

　　但对于年轻化的势头,几位专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均持不同意见,认为年轻化不能一概而论,王贵秀认为,应该老中青搭配合理,王长江也认为,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求年轻化的趋势下,不少基层干部到了四五十岁正成熟的时候就要面临退休,并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使用。

　　问责也“上大夫”

　　官员的上下本属正常,有上也就有下,但不少部级官员的“下课”也使外界对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层执政理念印象深刻。

　　今年9月,孟学农出任山西省代省长,关于他的记忆是,他在北京市长任上,因为非典与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一起被问责而免职,此后一直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位置上“赋闲”。

　　与他同样被问责的人并不在少数,因为松花江污染事件,中石油老总马富才、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2007年1月,解振华被任命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

　　军界同样如此,2003年4月海军北海舰队潜艇12支队361号常规动力潜艇在内长山以东领海进行训练时失事,艇上官兵副支队长程福明以下70人不幸全部遇难。海军司令员石云生、政治委员杨怀庆,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丁一平、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陈先锋、参谋长肖新年等被免职。

　　除了重大责任事故,不少官员也被“审计风暴”问倒,以2004年度为例,针对2004年度查出的问题,审计署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司法机关移送各类案件线索114起,213人受到处分,76人被依法逮捕、起诉或判刑。

　　在中国,官员长期以来“不犯错误不下台,不到年龄不退休”。在发生责任事故后,通常情况下,不少瞒报情况也能蒙混过关。在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沉船、矿难等重大事故和重大损失之后,真正能被追究领导责任的仍是特例。

　　虽然1995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出现“引咎辞职”一词,但像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这样的部级高官因为“工作不力”而被解职的事例,多年来实属罕见。

　　高官问责、引咎辞职,这些干部管理制度也因“刑上大夫”而在官场引起震动。专家认为,这将对高级领导干部起到强大警示作用,有利于健全党内引咎辞职制度,也为行政体制改革开启了新的一页。

　　制度也正在逐步建立,2002年7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首次将引咎辞职纳入领导干部制度。这里的引咎辞职主要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2005年4月颁布的《公务员法》也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更具意义的是,2004年7月,重庆市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日前开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标志着中国开始为官员问责建立法制保障。

　　党委“减副”提高执行力

　　2003年1月,在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50岁的习近平当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而此前他已于200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现为上海市委书记)。现在省市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江西的孟建柱、辽宁的李克强、江苏的李源潮、海南的卫留成、四川的杜青林等。

　　2003年3月3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除兼任政治局委员者,几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委书记都被推荐为本级人大的主任候选人。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已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与之相呼应,全国众多市、县党委也在换届选举中推荐党委书记为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组部有关人士透露,之所以在2002年全面要求省委书记应被推荐为本省人大主任的候选人,其根源在于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执政”的概念。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

　　与兼任相比,在去年和今年进行的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中,减少党委副书记影响更为直接。

　　在换届中,大多数市、县、乡实现了配备两名副书记的目标,已换届的市、县、乡党委副书记实际配备人数比上一届分别减少280多名、4200多名、35800多名。

　　专家介绍,这两点正符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精神,也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提高党的执行力。这是中共完善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减少和避免党政分工重叠、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的重大尝试,也是新一届中央“从严治党、科学执政、保持先进”理念的具体体现。地方党委换届副书记减少,大量政府副职进入常委,专家认为体现中央“减少领导职数、扩大交叉任职”思路。“原来,很多工作既有党委常委分管,也有政府领导分管,容易形成磨擦,交叉任职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也有利于提高党的执行力。”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高新民教授说。

　　引咎辞职相关规定

　　第五十六条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

　　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第五十九条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2002年7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首次将引咎辞职纳入领导干部制度

　　采写:本报记者　张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