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灰色收入问题，制度改革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全局考虑、整体推进的阶段。”
可以说，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腐败的来源主要是由于一系列制度的不健全，比如政府对资金、资源的管理分配方面的制度不健全、不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当然垄断也是一个因素，有些资源本来可以通过市场自主分配，垄断后就会造成寻租行为
王小鲁了解人们关心灰色收入问题，但还是没想到自己的研究报告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反响。
王小鲁现在是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这份名为《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报告，通过对2005年~2006年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调查和一系列计算及验证显示，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隐性收入。加上这些隐性收入后，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并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而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约4.8万亿元，估计其中大部分是灰色收入。
这里的“灰色收入”包括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和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不公开不透明的收入。
前两年，王小鲁做过区域差异以及收入分配的研究。王小鲁愿意把这份有关灰色收入的研究与之前的研究看作一脉相承。他似乎在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不断寻找和解读更为真实的中国社会。
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
《第一财经日报》：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情况是怎样的呢？
王小鲁：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没有什么出入，但是收入越高的居民，统计收入和推算结果之间的差异越大，特别是收入最高的那部分差异最大。
初步推算，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1900万户，5000万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7万元，相当于原有统计数据(不到2.9万元)的3倍多。其他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平均而言，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达到1.96万元，而不是原来统计的1.05万元。
我们推算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可能达到4.8万亿元。这与实际观察到的城镇居民购买力能够较好地吻合，也能够较好地解释统计收入与超常增长的储蓄、投资、奢侈性消费之间的不一致。
《第一财经日报》：这些隐性收入中，高收入者占有多少呢？这样推算的实际收入差距应该比以往统计扩大了。
王小鲁：分析结果说明，统计收入的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说明我国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使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平均而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也会明显高于以前我们知道的水平。因此不但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会明显大于原来的估计，而且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相应扩大。
《第一财经日报》：你调查的样本收入分布和职业分布有什么联系吗？
王小鲁：我们这次调查并不是要用调查样本数据来推算收入分配的总体水平，而是为了计算消费特征参数。在这2000多户样本中，高收入阶层中有企业家、个体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文艺工作者，还有政府官员等。
但毕竟这个样本不足以推算全国范围内收入分配和职业分布的关系。要是作职业分布分析的话，这个样本还太小，而且不符合统计抽样要求。但用作推算消费特征参数，这个样本的规模和抽样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
腐败是分配不合理最主要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某位省级领导曾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各级政府分税制改革彻底“分灶吃饭”后，地方各级必然要寻找新的财力支撑，所以各类城市投资公司、信托金融公司应运而生，而之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控制严格，其中一些公司倒闭，后来随着1999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土地成为可能直接获利的方式，于是土地出让金在很多地方成为第二财政。之后的全民工业化中项目及由此带来的税费成为地方政府追逐的热点。可以看到，每一次这样的变化中，相关人群的灰色收入都可能有一次大增加，你怎么看待这个历史过程呢？现在灰色收入主要来自哪里呢？
王小鲁：不同阶段的灰色收入来源确有不同。例如上世纪80年代，在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先出现了倒卖钢材等短缺物资，然后是倒进出口批文，再后来是炒地皮。随着市场化的进展，一些领域的寻租空间已经没有了，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空间。
根据公开资料分析，现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是公共资金的流失。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不少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此外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和各地的预算外资金收入，都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有研究表明，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收取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和药品审批与流通环节的混乱，给权力部门和相关领域某些人带来了较高灰色收入。第四，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第五，垄断行业收入。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以上内容中有数量依据的项目，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8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这些问题的核心你觉得在哪呢？
王小鲁：最关键的是腐败，它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最主要原因。腐败的来源主要是由于一系列制度的不健全，比如政府对资金、资源的管理分配方面的制度不健全、不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当然垄断也是一个因素，有些资源本来可以通过市场自主分配，垄断后就会造成寻租行为。可以说，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这部分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时期内是难以避免的。过去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色彩非常重，现在市场条件下，不同要素的贡献要得到合理的回报，这是得到广大居民认可的。现在问题严重的，是出在非法收入，灰色收入，通过非正常渠道分配的收入。这带来的收入差距大于我们的想象。
王小鲁 56岁，经济学博士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
●1985年5月，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成员、《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主编
●1986年5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
●1997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学位
●1998年，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84年，获第一届全国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主要著作：
《第三产业与生产劳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矛盾》(课题组长、第一作者)，《中国农村工业化与经济增长》(英文学术专著，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专业领域：
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
目前改革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改革离不开职能部门，另一方面改革又必然触及具体部门的利益，他本身是既得利益者，你再靠他来推进改革就很难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变“留有缺口的预算”，还需要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联系起来。政府部门有自我膨胀的趋势，哪些职能是必不可少的？哪些是多余的、重叠的、需要精简的？这些都需要统筹考虑。
结构失衡之源
《第一财经日报》：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和流动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小鲁：灰色收入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社会不公平，分配格局恶化，社会冲突上升。同时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也造成了问题，比如说收入在非常不均等的情况下，大量国民收入流向储蓄率高的高收入人群，会使储蓄率过高。加上公共服务不健全，看病、孩子上学负担过重，也会迫使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居民压缩消费，提高储蓄率。
在储蓄率过高、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只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人民币在升值，另一方面出口顺差很难压下来， 外汇储备过度，并带来大量的贸易摩擦。在机制不改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很难改变。单靠 人民币升值，单靠降低出口退税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也是一个警示，如果不及时对经济结构的内在偏差进行调整，现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难以长期持续。
现在看来，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股市的超常旺盛，背后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房子那么好卖？是因为有超强的储蓄支撑，很多人钱花不出去，把买房当成投资盈利的手段。但是这些因素不可能支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有哪些办法能够解决收入分配存在的这些问题？
王小鲁：因为这些问题主要是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所以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需要推进政府改革，来形成更完善的管理制度；要使制度透明化，使政府管理透明化，把涉及公共资源、公共利益的运作放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摆在阳光下面。否则怎么可能堵住这些漏洞？
《第一财经日报》：发达国家在使个人收入透明化方面有什么办法呢？
王小鲁：发达国家有两个体系比较健全，一个是税收体系，一个是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现在这两个体系不健全。在税收体系方面，有很多收入税务部门没办法知道，造成税收流失，也不利于杜绝非法收入。还有社会保障体系，发达国家实现全社会联网，可以对所有居民的收入、纳税、社会保障等情况合并进行监督；而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联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这些体系，对收入的透明化和正常化是有好处的。
《第一财经日报》：中央政府对收入分配也很重视，去年专门开会研究。但我注意到各个部委现在似乎有单兵挺进的趋向，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复杂。
王小鲁：近年来中央在收入分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取消农业税、免农村学杂费、建立农村低保、健全城市社保等。这些对低收入居民的状况有很大改善。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就是国民收入分配初次分配中的制度漏洞问题。
现在的关键是需要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制度，这是个复杂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过程，是个进化过程。要推进，就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而且需要通盘考虑，有目标、有计划地推进。但目前这方面情况不理想。
上世纪80年代，有个综合改革协调部门——国家体改委，可以从全局通盘考虑和推进改革。这个机构也不是没有缺点，但好处是可以超脱部门利益和部门眼界的局限。但现在改革的事变成各部门各自负责，他们难以超脱于自己的领域和自己的部门利益从全局考虑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到了这一步，要解决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防止腐败的继续泛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全局考虑制度改革、整体推进的阶段。
目前改革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改革离不开职能部门，另一方面改革又必然触及具体部门的利益，他本身是既得利益者，你再靠他来推进改革就很难。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依赖中央政府在制度改革方面的决心，另一方面就是要形成社会共识，这的确不是哪一个职能部门的问题。现在群众的确存在不满，这些不满其实可以变成改革的动力。
《第一财经日报》：政府内部的改革，财政体制是核心之一，而财政应该透明、被监督，但现在各地人代会中审议的财政预算决算报告似乎太过笼统了。
王小鲁：是的，我在日本发现一个例子，政府给中小学生加营养餐，这件事的相关花销，细到聘了几位厨师，付了多少工资，买了什么，花多少钱……这些内容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如果老百姓能监督到政府财政的每个环节，那就减少了腐败机会，也保护了干部。现在咱们缺乏这样的监督。事后追究制的反腐败是治标不治本。只有把漏洞堵上，才能有效减少腐败。
要改变“留有缺口的预算”
《第一财经日报》：我看一些地方资料发现一个现象，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的地方性预算外资金主要是以地方企业向政府交纳的利润形式体现，而上世纪90年代初新一轮经济增长和政府机构改革后，预算外资金情况逐渐向政府各部门聚集，直到如今。我们一般都是说没有规则，不透明，但是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呢？你对财政体制改革和灰色收入的关系怎么看呢？
王小鲁：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已经经过几番改革，但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其实这和整个政府管理体制也有关系。例如有些部门财政拨款不够，只好允许他们自筹资金，这就导致了名目繁多的预算外收费。很多收费项目很不规范，资金管理不透明，缺乏监督，有的变成了部门的既得利益，成了灰色收入的来源。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变“留有缺口的预算”，还需要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联系起来。政府部门有自我膨胀的趋势，哪些职能是必不可少的？哪些是多余的、重叠的、需要精简的？这些都需要统筹考虑。
《第一财经日报》：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表面上经济增长快，财税金融和消费都不错，但事实上老百姓的感觉是公共服务并没有很大的好转。这些情况是否和你谈到的目前经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大、增长方式急需转变和在体制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可能引起进一步的公共资金流失等观点有联系，你能否详细谈谈？
王小鲁：公共服务缺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增加了低收入居民的困难。最突出的例子是医疗和教育。一个时期以来，医疗和教育负担过重对低收入居民造成了严重影响。这又迫使他们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在宏观经济层面加剧了内需不足的问题。因此加强公共服务和通过转移支付来减轻贫困和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压力都是有必要的。
近年来的一些政策在这方面带来了改善。但是另一方面，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都要靠政府之手来运作。如果制度上的漏洞没有堵住，那么由政府来分配的公共资源越多，漏失也就越大。所以在改善公共服务和加大转移支付的同时，必须推进政府管理制度改革，堵住漏洞，减少流失，规范收入分配。田毅 王羚 卢瑶
四个步骤获得“隐秘数据”
《第一财经日报》：是否可以说你研究中得出的这些数字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统计数字？
王小鲁：对，这些数据不是统计的结果，而是估算的结果。因为第一，这个课题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做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统计调查；第二，即便可能去做，也会遇到和以前一样的问题，即一部分数据是统计不到的。所以，即使能够做和统计局一样的大规模调查，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同样也解决不了偏差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采用一些新的方法，对这部分按常规方法调查不到的数据进行估计。
《第一财经日报》：人们很少愿意对外说出自己的真实收入，尤其是灰色收入，你为什么要调查这个问题呢？又是用什么办法获得这些隐秘数据呢？
王小鲁：居民的收入调查一直有很多困难。某些类别的居民不愿意接受调查，或者接受调查也不愿意提供真实的全部收入情况。所以，常规的调查会产生很大的统计遗漏。这导致一些统计数据互不衔接。比如，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和储蓄能力明显与他们公开的收入水平不相符。对这些情况进行深入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就对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实际状况缺乏真正了解，无法准确判断目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难以正确应对。
这项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但在方法上进行了不少新探索，力求做到尽可能严密。简单来说有四个步骤：一是借鉴了社会学的调查方法，进行关于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调查；第二步是用这些调查取得的数据来计算居民消费的若干基本特征参数以及它们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第三步用这些有经济学理论支持的消费特征参数，来检验过去我们的各阶层居民收入数据是否可信，可信度如何，如果不可信，是向哪个方向偏离？偏离的程度有多大？从而对现有的分层居民收入数据进行调整。最后是通过其他几种不同的方法来检查这些数据调整的结果是否可信。比如，我们推算有多少居民有汽车？有多少居民买了商品住宅？什么样的收入水平能支撑起这样的消费力？还有银行存款是怎样分布的？银行存款和收入分布之间的关系是否经得住推敲？
经过几方面推算，得到的结果都比较接近。这说明研究结果基本上是可信的。田毅 王羚 卢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