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受助不感恩被取消受助资格”事件在当地、甚至全国引发了一场热议。网络上，网友更是对不感恩的大学生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
写一封信、打个电话表达感激之情，汇报学习、生活近况为何那么难？受助者是怎么看待这件普通人做起来很简单的事？晨报记者赴湖北调查期间，在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时感受最强烈的，却是他们对于家里的情况被宣扬于大众面前时的那种惶恐、自卑和无所适从。
[事情缘由]
一年不汇报情况，5名大学生失去“对象”
事件起源于去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助学”活动。当时，该市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刚考入大学的贫困生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企业家们承诺在以后的4年里每年都给予贫困生一定的资助。2006年8月17日，襄樊市总工会举办“助学会”时，特意给受资助的22名贫困生发了一封信：“请你们到校后，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市总工会和与你们帮扶结对子的单位、企业家写信或打电话汇报自己在大学学习、生活情况，让他们和你共享那份成功的喜悦。”
在襄樊市总工会和多名参与该活动的企业家看来，这场“助学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在襄樊市总工会的组织下，当地一知名企业家承办了这次“助学会”。企业家刻意安排了自己企业的员工到现场，和受资助学生一起学跳“感恩舞”，大唱《感恩的心》。一名曾参与该活动的企业家向记者回忆，当时场面太感人了，很多贫困生和家长都流泪了。如此热烈的场面也被当时到场的记者记录了下来，当地报纸和电视台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然而，感人场面的效应未能持续下去。一年后，其中三分之二的受助学生未给资助者写过信。今年暑假，该市总工会再次组织对这批贫困生捐款时，有的企业家就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原来的22名被资助贫困生的数量也变成了17名。当地媒体报道，5名贫困大学生被襄樊市总工会取消受助资格。
[襄樊市总工会]
“不感恩”被过分夸大
襄樊市白鹤实业公司书记、经理马建先就是这次“拒绝再资助贫困生”事件中的女企业家之一。参与了多年助学活动的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孩子入学后，没给我来过一封信，也没有打过电话。她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怎么样，我一概不知。”马建先说，自己想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有没有新的困难，完全是出于一种母爱般的关心，并不是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而只是不想让自己的愿望落空。
与马建先的心态不同，襄樊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则为那些不打电话、不写信、不发短信说感谢话的贫困大学生进行了辩护。“指责受助的大学生不发消息，如果他们能买得起手机，那也不算特别贫困了！而写信是一种过时的通讯方式，现代人又有几个人写信呢？他们打电话也有困难，而且有些话他们也不一定能说出口，我们应该给他们多一点理解。”
对于“5名贫困大学生被襄樊市总工会取消受助资格”的说法，周华玲认为非常不准确。5名受助大学生中，1人主动表示不再需要资助，而另有2位女企业家因为自己企业经营困难，“被迫放弃”了继续资助。只有2位女企业家表示不再继续资助原来的贫困大学生。客观上讲，即只有2名贫困大学生是因为个人表现而被资助者停止资助。周华玲一再向记者强调，襄樊市总工会根本没有取消贫困大学生受资助资格的权力，同时，总工会仍在继续努力，为这次没有得到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寻找新的资助者。
但无论真实情况如何，“5名贫困大学生被襄樊市总工会取消受助资格”的说法早已流传开来，在传播过程中，更演变成对整个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群体“不感恩”的讨伐，谴责甚至怒骂充斥了各大网站的评论区。
[受助学生]
缺少联系不代表自己不感恩
面对外界舆论的强力谴责，作为其中一名被停止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家住襄樊某厂宿舍的小玲和她全家都感到了极大的压力。目前他们全家不仅抵触媒体的采访，更是对襄樊总工会的慰问和继续为小玲寻找下一位资助人的善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晨报记者几经努力，才最终进入小玲家。这个位于一楼的家，因为没有多少家具的缘故，客厅显得很宽敞。正中间摆放着一张已经掉漆而且有些开裂的餐桌，四周杂乱地摆放着一些破损的板凳。记者选了一把稍高的藤椅试图坐下，身子一歪却差点跌倒在地，原来这把藤椅缺了一条腿。
小玲的奶奶是位退休教师，说到孙女接受资助的事，已60多岁的她表情严肃：“接受资助让我们全家都感到了压力。去年小玲的妈妈下岗了，家里确实困难，但让人家知道我们供不起孩子上学，那太……”已经重新找到工作的小玲妈妈更带着一脸的怒气，忿忿地说：“我们也知道感恩，但现在我们不要资助了，把资助给那些更需要资助的人吧！”
从记者进屋到交谈，小玲坐在家人的后面始终低着头，不插一句话。当记者问她怎么没给资助者写信时，她嗫嚅了好久说：“我……不知道写什么好！”小玲认为自己没有经常与资助者联系不代表自己不知道感恩，她的确想过将来回报社会的问题。
还没有跟记者说上几句话，趁着她妈妈插话的空隙，小玲溜进了自己房间不愿意再出来。小玲的妈妈说，女儿性格不是很外向。
捐助仪式带来巨大心理压力
去年考上了上海的大学，让小强一家既欣慰又难受。因为小强父母双双下岗，使得他成了那次女企业家结对子资助的对象之一。然而，一年之后，他却成了这次被“取消资助资格”贫困大学生中的一位。小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所谓的被“取消资助资格”，其实是他和父母商量后主动提出来不再接受资助，因为如今他的父母又重新找到了工作。小强说，拿了资助后，身上就多了份压力。他解释，自己去年刚到上海时，也曾主动给资助者写过两封信，但没有收到资助者的回信。今年就没有再写信，同时因为家里经济情况的变化，就主动提出了不再接受资助。
说起受资助，他的语气显得沉重。除了同寝室几个要好的同学知道有人资助他上学外，班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事，他自己更不会主动说。让小强至今想起都觉得尴尬的是，去年8月襄樊总工会举行的那场“助学会”的热烈场面。“一到那里，我就非常紧张，也感到很累。”他更害怕上报纸，“一登报很多人都看到了。”
在武汉读大学的小刚也是去年获得资助的襄樊贫困大学生之一，今年他再次得到了资助。小刚住在襄樊郊区一条马路边的简易工棚里，母亲早已下岗，靠打一些零工和捡废品为生，家里还有一个腿部残疾的哥哥。站在堆满废品的房间里，当记者问他是否介意拍照时，健谈的小刚突然变得局促不安，不让记者拍正面照。
和其他受助者不同的是，小刚经常给资助人写信问候，还在学校里当了团支书。但当记者问他班里人是否知道他受资助的事时，他低下了头，尴尬地说：“我不想让大家知道。”谈起去年8月襄樊总工会举行的“助学会”，他也很不自然：“当时我也哭了，可让我心里更不是滋味的是，那里有很多人，还有很多人在拍照。”
慈善不是“人情债”
●社会学专家：讨论受助人感不感恩“方向是错的”，资助人和受助人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只有这样，慈善才会更长久。更重要的是慈善部门应加强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
“我并不赞成‘一加一’的资助模式。”昨日，针对湖北襄樊这一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钧认为，刚刚从高中毕业走入大学的学生自尊心是非常强的，而现在很多慈善捐助往往没有尊重受助人的隐私，有的地方甚至大搞捐赠仪式，将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情况公布于众，这给受助学生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而“一加一”的资助模式更是让他们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介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中，根本不存在捐赠仪式，资助人与受助人根本就不会见面。资助人将善款交给第三方，然后由第三方去寻找需要受助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助人接受的是社会捐助。而我国很多地方实施的“一加一”捐助方式已经让慈善具体化、人情化，这让受助人背上了“人情债”。
于海认为，资助人在捐款的时候，向被资助人提出诸如写信或打电话汇报情况的要求，虽然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人之常情，不能算作在要求对方“知恩图报”，但其实质却的确是资助人在要求一种“感情回报”。慈善带有这些附加条件，就已经超越慈善的本意。“资助人捐款出来，使原本贫困的大学生终于上了学，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其慈善行为也应该到此结束。这个大学生将来会如何发展，已经超出你慈善捐款的目的。”
于海指出，目前我国一些参与慈善捐款的人往往具有心理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这让他们与受助者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而只要有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存在，他们间的恩怨就会不断。“资助人和受助人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只有这样，慈善才会更长久。”
并且，“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受助人到底会不会感恩，这方向就错了。”关于受助人感不感恩的讨论，我们应该相信那些受助的大学生是有良心的，至少我们应该相信社会的资助对他们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慈善部门应该加强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
作者：申延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