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发展成为崇尚“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重视人伦之间的关系、重视伦理和道德的社会作用，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
      “仁”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孝”，它是适应以血缘关系维系着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纽带。按照孝的伦理原则，在家族和家庭关系中，子女对父母应当行孝，父母对子女应当以慈；兄长对幼弟应当以爱，弟弟对兄长应当尊敬。这些都是家庭生活中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就整个社会而言，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固了，社会才能得到稳定。用“孝”来规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家庭成员之间在日常生活中言行各有所依，这样家庭能保持最大的稳定，从而使社会也得到稳定。这就是孝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所能起到的最大的社会作用。
      传统的孝文化在历史上发挥了社会保障功能。中国历代封建政府皆以尊老、养老作为治国的根本，强化了家庭家族观念。这种在儒家文明熏陶下的东方特色家族制度在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社会历史以及个人生活，都是以家庭以及家族为中心展开的。那时老人生活在大家庭中，“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老人不仅得到经济生活方面的保障，而且儿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精神需求也得到了满足。这充分说明了在传统社会孝文化全面普及，孝道思想根深蒂固的背景下，老人得以颐养天年，养老保障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中西孝道文化的差异
      孝与友爱是中西方文化在处理亲子关系方面的重要差异。西方国家的社会化养老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也有其深刻的制度文化根源并根植于西方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在西方，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亲子之间缺乏骨肉亲情，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观念淡漠，而且养老从来就不是家庭的必然责任。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自由和平等的。他们认为，友爱责任乃是由友爱的双方交互作用而引起的，这种友爱的交互往来愈持久，则友爱的责任愈深厚。在中国的孝文化中，孝被片面地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西方人的友爱则真正是自由和平等的。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有如下原因：
      一是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差异所致。正如陈独秀所说，“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中国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家族来实行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族，只有齐家才能治天下。而在西方，个人本位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化的首要原则，这种原则倡导人的自由与平等，每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父母与子女也不例外。
      二是老年至上与少年至上的差异所致。在代际价值观上，中国是老年至上，西方则是少年至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尊重过去与老人经验的老年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重视未来与青年创造性的青年文化。
      三是代际整合与代际断裂的差异所致。在代际关系上，中国孝道要维护家族的延续、发展与团结稳定，必然强调代际整合。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和相互负责的，以孝道为基本精神；而西方文化以人的自由平等为最高价值，必然强调代际断裂，父母尊重子女的意愿和个人隐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是培养独立性格的基础。对于这些差异，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加以定义，我们应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促进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
                 影响孝道文化传播的因素
      孝道文化是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基础，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老年人急剧增多，子女工作压力增大，而且在现代文明的熏陶下，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孝道文化观念日渐淡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最重要的因素是年龄的影响。相对来说，中年人比年轻人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在孝文化的熏陶下，树立了应对父母尽孝的观念，这是社会教化作用的结果。可以说孝道是社会化的产物，而不是个性化的产物。在传扬个性化的现代文明中，年轻人对传统观念批判比接受多，对父辈一味遵从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年龄的差异影响了孝文化的传播。
      (二)城市的文化程度和人们的教育水平也是一个因素。文化程度高的反而对孝道文化的传播起了反作用。首先，受教育就是学习现代化，从而打破传统的社会准则，而遵从孝道作为一种传统德行就会受到现代化的挑战；其次，教育反映的是智慧、启蒙和其他一些适应现代化的思想品质，而孝道准则相比之下就显得陈旧、不合时宜。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传统行为的提倡越来越少。总之，孝道文化很难得到现代教育的支持和推行。
      (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与父母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减少。现代社会充满竞争，人们忙于赚钱，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以免被淘汰，从而减少了同老人在一起的时间，忽视老人的感受，只注重满足老人的物质需求，而忽视了老人真正需要的感情交流。由于与老人在一起的时间减少，因此，孝道观念日渐淡漠。
      除了上述的几点因素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诸如人们的宗教信仰程度等方面的影响，这些都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我们应客观地看待、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以适应和推动现代文明的发展。

      我国有3.7亿个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的缩影。家庭大小不一，但关系颇为复杂。诸如父母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姐妹关系、婆媳关系、姑嫂关系、妯娌关系等等。各种关系都要处理好，家庭才能和谐。但众多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家庭代际关系，而孝道则是处理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在过去学《三字经》，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时，就强调“首孝悌，次见闻”，其意就是教育孩子首先要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其次才是所见所闻。孔子教育学生要做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说学生回到家里要孝顺父母，出去在外要尊敬长辈。中华启蒙经典《千字文》，对孝道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临深履薄，夙兴温情。似兰斯馨，如松之盛”，其意就是说侍奉父母，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小心翼翼；要早起晚睡，使父母在冬天得到温暖，夏天得到清凉。这种尽孝的品德和行为，就像兰草那样芬芳清香，犹如松柏那样茂盛长青。中华经典丛书“二十四孝”之一就是告诫世人不要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怀抱想当年，辛勤阅万千。此时非父母，哪得自安便。”也就是说，怀抱着自己的孩儿，想到父母含辛茹苦的当年。如果不是父母辛勤哺育，哪有我现在的舒适安闲。我们应吸取古代孝道的精华，为今所用。
      我国有13亿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超过总人口的11％。这么多的老年人既存在一个家庭代际关系问题，又存在着一个社会代际关系问题。就家庭代际关系而言，既具有同社会代际关系相同的社会属性，又具有亲子关系的自然属性。家庭两代人成长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观念不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有差异，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代际之间存在隔阂。就社会代际关系而言，老年是弱势群体，一些年轻人总认为老年人笨手笨脚，老而无用，歧视老年人，甚至虐待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不协调往往会反映到社会上来；社会出现代际隔阂又反过来影响家庭代际关系。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协调好家庭代际关系和社会代际关系，使二者形成良性循环，互补互动。如何协调，最基本的就是要传承弘扬以“孝道”为核心的尊老敬老优良传统。常言道：“百善孝为先”，之所以要以“孝为先”，是因为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父母的辛勤抚育和真心实意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子女长大成人后，孝敬父母，赡养父母，是对父母抚育的回报，父母得到子女的赡养，是父母应享受的权利。孝亲敬老尊贤，是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形成的传统美德，是传统代际关系的精华。当今时代变了，家庭功能在变，家庭类型结构在变，但传统的优良美德不能丢。当今“四二一”家庭在增多，众多的在职人员全身心地投入职业生涯，往往忽视对家庭老人的赡养。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弘扬孝道文化。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家庭养老仍是一种主要养老形式。作为子女，不论工作多忙，任务多重，孝心不能丢。有了一颗孝心，总可以抽时间回家看看，或定时打电话问候老人，或通过其他方式给老人以精神慰藉，否则就要增加代际隔阂，影响家庭和谐。当然，我们在弘扬以“孝道”为核心的孝亲敬老尊贤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必须对传统“孝道”的内容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辞世要“守孝三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家长制，宗法观念，男女不平等，包办婚姻等封建糟粕，都应予以摒弃。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设以孝道为核心的新型家庭代际关系，取代传统的代际关系，要建设开放、平等、情感交流、代际沟通的新型家庭，以取代传统的封闭、依赖、家长制、代际隔阂的旧式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