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幅再创新高至8.7%，作为通胀压力主要推手的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更是高达23.3%。这给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的政府目标增添了压力。

　　观察家认为物价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货币现象，更是一个社会民生问题，与社会保障体系、贫富差距、收入水平、老百姓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人民对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高的要求紧密交织在一起，给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提出挑战。

　　出席此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天津市静海县委书记张俊滨代表认为，物价问题恰恰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政府面临的复杂形势和“不确定因素”。在中国改革开放步入30周年之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显露，需要领航者用创新的思路来解决。

　　未来五年是“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后的第一个五年。按照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目标，中国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届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承前启后的未来五年十分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代表说：“如果政府能够在此阶段成功把中国经济引领上‘又好又快’轨道，在改善民生的同时更有效地扩大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走得更稳更好。”

　　在去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得到了全面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中国既坚持了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按照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进行改革创新，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过去30年里获得很大成功。

　　人们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在未来，使国家像以前那样有效地应对机遇和挑战。而这本身也是这条道路真正地得到坚持的试金石。观察家认为这是未来中国政府执政的核心问题。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机遇大于挑战。瑞士最大银行瑞银集团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认为，有可能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风险的因素是经济的突然衰退，但是，从目前情形来看，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保持强劲增长没有问题。

　　安德森2月底在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实际上为新一届政府克服困难留下了很好的财产，包括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失业率下降、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持续稳定的外资流入以及社会对政府治理的普遍信心等。

　　接受记者采访的不少人士认为，如果未来五年中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缩小地区和贫富差距、缓和经济增长与能源环境的矛盾、维护公平正义，就有望为完成2020年目标消除诸多障碍。

　　天津市河西区委书记沈家聪代表称，此中的关键还是要回答怎样“科学发展”，在尽可能让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使经济与其他方面的发展保持在一个比较协调、平衡的状态。

　　以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为例。按照规划，政府需要到“十一五”期末即2010年使单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要实现这一目标，形势无疑是严峻的。

　　有人大代表指出，今后一段时间，除了各地政府要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对高污染和高能耗项目不再趋之若鹜外，还应当尽快设立对生态和环境的补偿机制，把财税、价格和市场杠杆用足，提高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同时，国家还必须兼顾不同地区的发展现状和需求。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昌元代表说：“中国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东部在解决工业化后期的减排问题，要调整工业经济结构和提升效益，中西部还处在工业化初期，是不能吃同一服药的。”

　　广东韶关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思宜代表也建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与区域协调发展要有机结合，坚持区别对待，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贷款支持。

　　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未来五年里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当前的问题，更多的是由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积累的体制性矛盾。“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改革及时、主动地从经济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努力推进全方位改革。”

　　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把政府推向了改革的前沿。海南省五指山市副市长陈国诚代表说：“这是在深化改革的方向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言，还只是动了大蛋糕上的一小块。”

　　天津大学校长龚克代表指出，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对于未来五年的国家发展来说十分要紧。

　　于沛代表说：“改革开放30年打下的雄厚基础为我们应对挑战积累了经验和思路。在人类追求幸福和发展的进程中，许多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都可以得到实践，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够做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