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多次作为上海新民晚报一名采访全国人代会的记者，坐在三楼大厅里，聆听几任总理的答问。虽然每次都准备了问题，惜乎酸了举手，终未得到提问机会，乃一憾事。
其实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这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了。三楼大厅共有600来个位子，相对于报道两会3000来名有证记者以及差不多同样数量的无证“外围”记者，能够得到一张特别的请柬被邀请进入三楼大厅采访招待会，对于地方媒体来说，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再有更多想法那是奢望了。
进入招待会会场的记者，通常都会比平时“鲜”一些。大红大绿这些平时不大穿得出来的颜色，那天基本上倾巢而出。没啥，就图举手要求提问的时候，主持人能瞧见那份亮色。很过分的，有次记者招待会上，我看见平日采访时还算朴素的两名英美知名媒体记者，一个大红一个大绿，同台登场，还乘开始前几分钟时间，特意到主持人那里挥挥手“鲜”了一把，殷殷之心日月可昭，后来被我写进侧记中去了。
印象很深的，是1999年朱容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那次，正是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朱总理又即将对美国进行访问，中美关系是招待会上多次被提起的问题，朱总理有过一段精彩的答问。
他说，刚才还提出了一个人权问题……我只想讲一桩事情，就是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说：“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我们欢迎外国朋友批评我们的工作，但你不要太急了，我比你还急嘛！
精妙的对话，引起了记者们会心的笑声。当晚，我把招待会的全部内容，并加上自己的感受，写成了一个长篇特写，发回报社。在当时新民晚报总编辑金福安、副总编辑孙洪康的决策下，第二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报道，可读性很强，读者评价也很高。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当时也是一个突破。因为按规定，这样的报道只能选用新华社的稿件。我们突破的理由是，既然电视台都实况转播了，为什么不能写得更详尽一些？回过头来看，这样的突破是完全可以探索的，也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在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朱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有关台湾问题的回答。
当时正逢台湾地区“选举”前夕，朱总理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必须讲清楚，不管谁上台，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这是我们的底线，也是代表12亿5000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回想当年，中国是何等的贫穷积弱，但是我们还是喊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并且为此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我当时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
他特别强调说，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
他语重心长地说，台湾人民，你们要警惕啊！
后来有一些舆论在陈水扁上台后解读说，这段话说得“硬”了一些。作为当时在场的一位记者，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段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说得非常合适的话。凡事不能以结果去推断前因，如果没有这段话，谁又能断言那个姓陈的不会多几票呢？
2003年3月18日，是温家宝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午10点半，他身穿黑西装、系着红领带，与副总理黄菊、吴仪、曾培炎、回良玉一起步入会场。温总理对于自己的一段介绍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作整整２５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了一种信念：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我在中南海工作了１８年，这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全国2500多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多个。”
当天的招待会坐满了记者。有个很有意思的数字：3月17日工作人员准备会场时，安排了620把椅子。由于人多，当天已经加到680把，此外又准备了100把备用。
新民晚报的记者能进总理记者招待会的会场，应该记住一个人：原新民晚报副总编辑、现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孙洪康。他在担任新民晚报政法部主任、北京办事处主任、总编助理的时候，依靠自己的努力，率先取得了新民晚报历史上第一张全国党代会记者证、全国人代会记者证以及总理记者招待会的请柬，此后的采访证件发放大都是延续惯例，也因此新民晚报一直有着重要的采访便利条件和优势。
可惜，这段历史，至今新民晚报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