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的侦破过程有哪些内幕？处于社会“风暴眼”中的反贪工作，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12月15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张京文。
对于反贪，张京文有自己独特的体会。
在他看来，反贪干部不可能成为明星式的人物，越低调越好。
谈起侦查曹文庄案，张京文感慨，那个过程真是惊心动魄，第一次在初查阶段就开始了和对手的公开较量。
西城无小事聚集50多个正部级单位
新京报：你最近当选了今年的全国十大法治人物，一个主要的理由是“办理药监局系统大案郝和平案和曹文庄案”，像这样的大案要案，为什么都落在你们西城区检察院手里了？
张京文（以下简称张）：按属地管辖的原则，国家药监局地处西城区；按级别管辖的原则，该案逐级报送，最后由上级检察院反贪局指定西城区反贪局负责初查工作。
西城区也很特殊，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众多国家职能的机关单位，50多个正部级单位，也包括5大银行的总部，从事政府公务的单位就有8000多家。在北京市，是个政务的功能区。
在我们西城反贪局检察官的意识里，西城无小事，案件的影响一般都辐射全国。
新京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面对那么高级别的部门，办案时你就不怕得罪人？
张：不怕，怕就不选择这个职业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讲事实和证据，找到了证据，这些干部也不一定会恨我。不让干部犯罪，是我们更大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将他们绳之以法。
处理郝和平
激发了举报人的热情
新京报：郝和平案和曹文庄案花了你们多长时间？
张：我们西城反贪局历史上第一次以全局的人力投入办案。2006年，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办曹文庄这一个案子。从调查郝和平案到曹文庄案二审宣判，前后有一年半的时间。
曹文庄案事实上现在还没完全结束，最后还有两个行贿人没有开庭。整个案子共涉及8个人，除了两个行贿人，还包括国家药典委员会原秘书长王国荣、国家药典委员会业务综合处原副处长李智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助理巡视员卢爱英、国家药监局原借调人员马腾，还有曹的爱人王颖伟。
新京报：什么样的线索使反贪局开始对郝和平和曹文庄进行调查？
张：郝和平，我记得最先是被一个血袋事件牵连进去的。当时，北京有家血袋生产企业生产的血袋是被污染了的。成都市血液中心从这家企业购买了血袋装血后，血浆全部被污染，用不了都倒掉了。
这事引起了震动，调查时发现，郝和平涉嫌收受血袋厂5万元，帮助其获取了生产许可。但最后无证据证明郝受贿，药监局的纪检部门甚至反映他后来上缴了一张1万元的购物卡。
新京报：没证据，那怎么办？
张：这个事件虽然并不和郝直接相关，但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人了，后来陆续发现了很多问题。
像给小孩戴的矫正视力的OK镜，深圳出现的好几个使用硅胶丰乳产品的病例，还有一种有问题的治疗仪，这些举报都涉及医疗器械，有的还直接指向郝和平。因此，我们就开始了对他的调查。
新京报：对他的调查顺利吗？
张：2005年7月对郝和平立案侦查，因为计划周密、行动快，秘密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只两三个月就破了案，查清了他所有的收入情况。
对郝和平涉嫌受贿情况的查实，激发了更多企业和个人举报的信心和勇气。有的举报人说，“我们就是看到郝和平真的被处理了，才来举报的。”
举报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厂家和药的举报。2004年到2005年，对药监的举报最为突出，说明这个部门可能涉及比较严重的问题。
曹文庄初期
掌握了我们的侦查路线
新京报：举报是针对药品注册司和曹文庄的？
张：对，大多是业内人士。在医药这个圈子里，有些明摆的事，圈里人都知道，大部分企业都在做国外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仿制药，而不是搞研发。这个批下来了，那个没批下来，有人就会估计是这个花了钱。
在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和药品注册司就是两个权力最大的司。郝和平甚至都说，你们该去查注册司啊，那里权力最大啊。
新京报：曹文庄案，和你办过的那些案子相比，有没有特殊性？
张：除了级别高、时间跨度长，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曹文庄案是西城反贪局历史上第一次在初查阶段就开始了和对手的公开较量。
反贪局在侦查期间必须高度保密，但意想不到的是，曹文庄在我们侦查初期，就已经得知了这一情况，甚至掌握了我们的侦查路线。
新京报：他怎么知道你们在查他？
张：可能是查处了郝和平之后，曹就开始有了很强的防范逃避意识。
那段时间，他的社会交往变得很少，生活很规律。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他知道了我们要去调查那些跟他接触频繁的企业，结果我们到东北时，要找的人全都出国去了，到广东也一样。这非常反常。
新京报：当时你们的侦查思路是怎样的？
张：我们开始侦查时，以为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启动的。所以和过去一样，用通常的做法，从外围入手去取证。
我们发现了他在昌平的两处别墅，贷款买的，仅月供就要几万元。我们查后，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了房产公证，说房子是他的亲戚们凑钱买的。
曹文庄有手腕
接触过他的人很怕他
新京报：有反侦查能力，这是不是和曹文庄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是你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张：曹的法律知识完备，智商高、作案隐蔽性强，具备反侦查能力，做事果断，比较有手腕，接触过他的人甚至都很怕他，这在机关中并不常见。
我们还从他的属相、血型、成长经历推断，他是个很自信的人，仕途非常顺，在领导身边工作过，后又进了人事部门，考虑问题应该比较严谨、全面。
但他出生在农村，家庭环境并不好，应该会比较传统和尽孝。后来证实赃款的去向，确实一部分拿回家给了父母。
新京报：和这样一个对手过招，初查取证就被发觉，怎么办？
张：保密是我们侦查的生命线啊，保密的优势没有了，我们的初查就陷入僵局。带隐蔽性的调查变成公开的对决。
这期间，曹文庄两次秘密转移了办公室里的赃物，甚至设计好了逃脱路线。
新京报：这些前期你们都不知道？
张：我们从2005年8月开始调查，到10月份，曹文庄突然公开向药监局纪检部门反映，说我们去他爱人的公司做了调查。他爱人的公司在朝阳区，他认为这不符合检察院指定管辖的规定。
而且他提出，我们的调查针对他，他希望能借助单位的力量来澄清。这让我们非常吃惊，意味着我们前期的调查，已经全部暴露了。
如果说10月之前大家只是有感觉，曹做的这件事，等于是把窗户纸捅破了。
我压力很大早上离家都忘了锁门
新京报：你说过，曹文庄是你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顽固的一个对手，案子是“硬磕”下来的。当初查3个月之后没有任何进展时，你在想什么？
张：我当时想的“必须”，比想的“万一”要多。
压力大啊，我这么仔细的人，有一天早上出门，连门都忘了锁。晚上回家，顺手一推，门是开的，我当时一身汗就下来了。
新京报：真的“磕”不下来怎么办？
张：“磕”不下来怎么办？不敢想。
我只知道，曹肯定有问题。我们也要吃药，查了这个案子，才知道药为什么这么贵，公关费都含在里面。
陷入绝境时，我们决定调整思路，由事到人没法突破，就转为由人到事。这时一个在举报人口中反复出现的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新京报：你说的是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主任刘玉辉？
张：对。调查发现，曹文庄从不直接收钱。
刘自己控股了两三家企业，每个月资金到账几百万，但资金来源不明。他给曹文庄办的价值3万元的某网球俱乐部会员卡，也涉嫌行贿。
曹文庄也曾经退过钱。比如有第三人在场时送的钱，这样的钱可以当作证据，他不收；还有以快件或邮递方式寄的银行卡，他也不收。
一对一的贿款，存在无法证明的可能，被他视为是安全的。
新京报：据说是你亲自去抓捕的刘玉辉？
张：他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张牌啊。开始非常担心这个人在我们向上级申请启动案件时失控。
前年11月初吧，我带着5个侦查员开着3辆车，到北京一个小区蹲守，守了十几个小时。午夜12点，我让其他侦查员去便利店泡方便面时，刘的灰色尼桑轿车突然出现了。没等侦查员来得及就位，他就在小区里兜了一小圈后突然加大油门冲出小区。
我只能自己跟上去啊，同时在电台里指示侦查员尽快跟上。凌晨两点，我跟着他进了另一个小区，看他进了一栋6层的楼房。最终锁定了他的位置。
办案子时会有莫名电话频繁打进来
新京报：控制了刘玉辉后，开始突破曹文庄了吧？
张：我们一抓住刘玉辉，曹文庄就跟霜打了似的，一下子快崩溃了。
口子找到了，怎么撕开？事也查清了，怎么让刘张嘴？我们的预审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提审刘玉辉，同一个问题审几次，比较口供的真实性和矛盾点，再从中寻找突破口。
最后他供述了为一些制药企业当掮客，对曹文庄行贿的犯罪事实，仅通过他的手，就向曹行贿110万元。
新京报：你提审过曹文庄吗？
张：这个案子到2006年1月25日立了案，开始预审。曹文庄到提审阶段仍不放弃。
我提审他时，他说知道错了，一定好好回忆，但回避谈细节。不谈细节，就不能作为证词。
我们向他出示掌握的证据，他有时交代，有时不交代，有时还翻供。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讯问是心理的较量。
但最后的录音录像显示，他交代的所有细节都和刘玉辉的吻合。
新京报：也有人不希望看到曹文庄出事吧？
张：那当然，有些企业逃避调查，有的通过各种渠道来说情甚至恐吓。所以，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曹一个人，还有支持他的一批企业，查处了药品，经济上的损失是巨大的。
新京报：他们一般通过什么渠道来说情或者恐吓？
张：他们会以举报的名义来摸我们的底，给我们的调查人员设鸿门宴，希望我们的队伍被怀疑。
为了获取证据，我们和举报人秘密见面，但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和意图，有时并不能完全控制。我们立了个规矩，问题可以谈，饭坚决不能吃。
新京报：侦查中你是否遇到过危险？
张：敢直接威胁我的还并不多，不过危险都是潜在的。
我们的一个干部在调查一名保卫干部时，对方突然拔出了手枪。我们有一次去调查一个证人，他因为几次被绑架，我们冲进去时，他床底下的猎枪已经上了膛。
“调查暴露，我们和曹文庄是公开较量”
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京文，披露药监系统曹文庄案详情，称其具备反侦查能力
在药监局的案子中，莫名的电话会频繁进来。有时我刚进办公室，或者刚到家，电话就来了，接听，没人说话，我宁愿相信这都是巧合。我们也经常会被跟踪。
办案时，请吃饭、送礼、甚至拿包钱摔在桌上的都有。我们每个案子都有个质量跟踪卡，由我们院里的纪检监察部门对我们进行考核。
贪污出现 59岁和39岁现象
新京报：之前曹文庄好像在机关会议上公开说过，如果他有问题，中央机关里就没有好干部了。
张：反贪有个59岁和39岁现象，一老一少。人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寻找一个转折点。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他们在什么临界点上，会特别感觉到钱的重要。
在做司长之前，曹文庄没有收过一分钱，他有超强的自制力。但到了司长任上，就开始运用手中的权力了。2002年他上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时，刚好40岁。
新京报：郝和平涉案时58岁，他说自己向企业索贿购房买车，是为退休前把儿子家当置办齐全。面对这样的官员你是否会有怜悯之情？我知道在17年前，你刚进检察院时，曾因对一个嫌疑人产生了同情心而导致他逃脱。
张：对人的怜悯是与生俱来的，但这个不会左右你的工作。
17年前的教训是因为经验不足，现在面对这样的案犯，我觉得惋惜。他们都是党多少年培养起来的干部，一个人犯案，至少牵扯到三代人，对个人和家庭，都是悲剧。
系列贪污案暴露部门潜规则
新京报：你办过不少特殊领域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办理似乎最后都触及了制度的调整。
张：用个案来反腐还不够，要改良土壤。
2004年中国证监会官员王小石受贿案，2005年涉及18个国家机关和大型企业的北京西城区邮局系列贪污案，都暴露了这些部门的潜规则。
药监局腐败大案也是内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设计上就有问题。要重新建立整个药监的框架，不能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裁判，权力集于一身，肯定会出问题。
新京报：你曾说过，反贪是个很前沿的工作？
张：反贪接触的是社会发展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最易变的部分。最早接触到这些问题，就要防止它蔓延扩展开，同时给下一步的决策参考提供依据。这是我们的价值，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去查案。
新京报：这几年反贪的重点领域有何变化和特点？
张：2005年重点提打击商业贿赂，2006年重点整顿医药卫生，2007年严查城乡建设。
十七大过后，打击重点应该会放在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上，比如教育、住房还有矿区治理。商业贿赂还会继续提，明年的工作还没布置。
压力大时，我会一个人不停地走
新京报：听说你在做反贪局长的近4年里，平均每10天查办一名贪官，每15天查办一起大案，每两个月查办一起大要案，精神压力很大吧？
张京文(以下简称张)：反贪局在检察院里是压力最大的部门，所以局长也会进班子。
我们的工作就是长时间地绷着，没有上下班一说。
几乎每到周日晚上，我就开始睡不着觉，想第二天要干什么，下周的工作怎么展开。
新京报：有解压的办法吗？
张：有时必须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事，我会一个人不停地走，从单位一直走上四环，一路看周围的那些人、那些事。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手机响也听不到，没有人来找我。
新京报：压力这么大，你们的收入应该比检察院其他部门要高吧？
张：哪有，跟其他部门完全一样。我们反贪系统内有句名言，叫选择了反贪，就是选择了奉献。
反贪干部贪污跟心态有关
新京报：最近出现了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受贿案。反贪干部最清楚贪污的后果，为什么还以身试法？
张：有的人选择这个职业，是把它当成职业而非事业。当压力与诱惑超越了自身的抵御能力，就变得不可逾越，这跟境界和心态有关。
新京报：那你就可以不为所动？
张：我把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愿望当成信念而非职业。干这行，看这样的事看多了，对于钱啊什么的这些身外之物，就看淡了。
我经常想，人这一生，什么是最宝贵的。多高职务、多有钱的我都见过了，有时真的觉得，一个人拥有的权和钱太多了，就是灾难。
刚才更新电脑杀毒软件时我还在想，我们自身的抵御能力也必须不断升级，否则就会被击倒，每天都是对自己的挑战。
最大乐趣是和儿子一起成长
新京报：你对儿子说过你这辈子最想做的是游泳教练？
张：呵呵，和儿子一起成长，现在是我最大的乐趣。做游泳教练，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赚钱养家，很好啊。
反贪干部不可能成为明星式的人物，越低调越好，社交圈越简单越好。这既是我自己的个性，也是工作要求。
新京报：你说过“下一个对手一定比曹文庄高明”，这个对手现在出现了吗？
张：比曹文庄高明的对手并不少见。
反贪的要求越来越高，犯罪的形态也比过去多得多，我们必须要有更强的案件突破能力。
此外，法律强调稳定性，但是犯罪种类和手段的变化比法律的制订要快得多。因此，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界限模糊的案件，我们不能等法律完善了再去打击这类犯罪。
怎么利用现有的法条来有效、及时地打击犯罪，正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本报记者 吴珊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