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0年的故事,无论如何书写也难以述说其万一。或许只有上上个世纪末流行的一句话方能道出一丝端倪——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如何重新审视30年来发生在东方古国土地上的每一件往事？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变迁,以及未来的路径？

　　我们试图通过30年来若干具有符号意义人物的私人记忆,来还原这场波澜壮阔的洪流中,那些真实而鲜活的细节；试图通过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波折,来浓缩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30年前,胡福明43岁。头发花白的他与孙长江等人合作,写下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的头发全白了。早上,他仍要踱步到江苏省政协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桌上放着出版社刚刚邮寄来的全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我原来读过,但是被删了很多,所以这次买了全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迄今最关注的时代话题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出来说话了。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也是第一个发言。

　　批“两个凡是”,心里有点虚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二七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说法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执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都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讲教育战线的,我发表意见说,教育质量是下降的,教育领域也很乱,科研也没法搞。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呢,心里有点虚啊。

　　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而且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

　　说领袖也犯错,对凡是派打击最痛

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当时还是下决心要干,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犹豫很久,个把月吧。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担心再被整。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但是怎么搞呢,当然不能说“两个凡是”是错的,写在标题上,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那是不行的。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了个靶子,叫“句句是真理”,所谓“天才论”、“顶峰论”,它们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这就行了,我就达到目的了。

　　同时我也考虑了,要拿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叫什么呢？当时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实事求是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很多了,不引人注意,要比较新的,而且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我写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断,作为我的基本主题,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

　　我从读书中观察出来一个新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抛弃；不完全的,要修正。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两个凡是”,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并不是不犯错的。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

　很多人参与修改,胡耀邦审定

　　到6月下旬,正要动手写文章时,我妻子生病了,开刀住院。到7月份了,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写出来了。9月初开学了,我就把文章寄到北京去了,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1978年元月,报社寄来一份清样,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修改一下,马上要用。

　　我改好了寄到北京,北京改了清样又寄回来,再修改再寄去,一直到1978年4月份,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王强华接我到光明日报社,这个时候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还有孙长江也去了,在杨西光的办公室讨论怎么修改。他们的要求跟开始的要求不一样了,开始要求我收敛一点,后来要求现实针对性更强一些,加强战斗性,另外文章写得更准确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

　　在北京前后我改了六七遍稿,最后确定,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等同志再改一次。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杨西光告诉我,他已经定了,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而且《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发通稿。实际上杨西光没有这个权力,最后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开始投稿和发表的稿差不多长。修改了好多次,开始越修改越长。后来修改又变短,长长短短几遍。

　　但从头到尾,基本观点一个也没有改。文章开始三个部分,后来我自己改成四个部分,也没有变。第一部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部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自觉地用实践的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第四,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文章的结构没变,文章的基本观点没变,但是文章也补充了新材料,新内容,主要是加了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

　　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著作权不著作权的,那是冒着风险写文章,准备坐牢写文章的,所以没有想到后来谁的著作权问题。

　　“你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里去了”

　我离开北京之前,看过我文章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对我说,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我说我也知道,我老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知道要斗争,反正是豁出去了。

　　1978年5月11日,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还是挺紧张的。后来是听了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感觉很轻松了。我是早晨在广播里面听到播报讲话的,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当时,我跟我爱人在一起。文章发表后她也一直为我担心。

　　文章发表是一回事,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是一回事。文章发表后,如果是给汪东兴、华国锋他们扼杀了,真理标准也讨论不起来。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花了大力气的,做了很多工作的,没有他们,形不成这么一个讨论的形势,也带动不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改革开放刚迈步,解放思想远没到位

　　1979年的时候,有一次南大学校党委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决定把我调到中央宣传部去,后来还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去。但是我没去,因为我觉得在大学当教师挺好的,而且北京我一个人都不熟,中央的情况又十分复杂,一个书生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复杂场合。

　后来省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到省里去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大概一个月,我的调令就到了,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是我就到省里去工作。进入省委,我想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了,否则没有道理。

　　我是1982年11月调到省委宣传部,到1984年底开省党代会,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常委是很少见的。

　　我到省里工作的时候,应该说是新时期的起始阶段。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同志脑子里面所认识的社会主义,还都是“文革”前那个社会主义,很多人当时的观念远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摆脱“一大二公”。

　　我当时对于一些新的东西都采取支持态度,我认为苏联那个社会主义模式本来就是不成功的。

　　面对争论,宣传部是比较苦恼的

　　当宣传部副部长是比较苦恼的,在我看来,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

对反对“精神污染”,我是弄不清楚的。记得我到北京去开宣传部长会议,当时邓力群主持的会议,他是宣传部部长。他点名让我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翰发言。我在讲话中专门问了个问题,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经济领域里面能不能搞,经济领域里面要不要清除“精神污染”？因为如果搞“精神污染”,到处搞下去的话,经济建设也要被搞烂,去反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它们才刚刚起来呀,那样的话经济工作都得乱套了。邓力群马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说昨天请示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经济领域里面不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进行。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我开了句玩笑。我还批评了一些学校的干部,他们站在学校门口,把学生的裤管给剪烂了。他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

　　1986年年初,我到省委党校去当校长去了。我到党校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变教育内容。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党校的主课,重新编写教材,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我所知,这个转变在全国党校还是较少的。

　　我做了两届江苏省省委,1984-1994年。1995年我到省政协当副主席,感觉工作轻松了许多。最后三四年,我负责政协的常务工作。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提的建议一般都有回复。提的批评？我就没有看到有谁提批评。而且,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改革走到今天非常艰苦,但比我预期的走得要好得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只期盼,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否定“文革”、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就行了。我没有想那么远。我不是思想家,只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我只能说,我以为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我还是比较自觉地跟着这个时代走。

　　据南方都市报

　　摘 要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来源：重庆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