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兴的大国，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十五世纪以来曾被屡屡提出的话题，直到上世纪下半叶，所得到的都是血与火的答案。那么，中国会是例外吗？
欧美劲刮“红色风暴”
卡尔马是瑞典南部濒临波罗的海的一个北欧小城，人口约6万。城中建筑古色生香，风景秀丽，小城居民过惯了安静闲适的日子。
2007年9月28日上午，一阵欢快激昂的中国音乐和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划破了小城的宁静——一个由中国商人投资兴建的商贸城项目正在举行“试运行”仪式。当地各界人士和包括《环球》杂志在内的中国嘉宾数百人参加了仪式。
这是一个阴天，间或有雨，风很大。悬挂在刚刚落成的商贸城高大墙体上的巨幅红色条幅，在海风劲吹下猎猎作响；身着红色旗袍的中国少女，牵着长长的红色布条供贵宾剪彩……细雨中，当地一对老年夫妇远远地站在停车场前，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第二天卡尔马报纸《Barometern》报道说，“红色在中国代表着吉祥、幸福……会场被一片红色所装饰”，“大风、焰火、飞扬的领带和头巾……仪式在中国一首《红红火火》的歌曲和大风中举行”，“当‘中国风暴’刮进来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把梳子能够理顺与会嘉宾的头发。”
小城报纸的编辑眼光很锐利，紧紧抓住了当天“红色”和“大风”这样两个富于寓意的景象来做文章。的确，在卡尔马市政当局眼中，挟巨资而来的中国人，所带来的将是当地就业数字的增长和经济活力的增强；而在那对老年夫妇的眼中，看到更多的，则可能是卡尔马未来意想不到的变化。
用“红色”和“大风”来形容中国崛起和影响的不止是卡尔马的报纸编辑。
此前一年半，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在胡锦涛到访前约莫一个月，美国CNN电视台特意开辟了一个栏目，名字就叫“红色风暴”。这个栏目在胡锦涛到访前夕戛然而止。
“红色风暴”以中国国旗为背景。每晚都有连篇累牍的中国报道，有时是资料性的，有时是访谈性的，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对美国的影响。
在CNN的节目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走出去”能力的提高。中国的商品不仅遍布欧洲市场，对美国市场的影响也很大。
“红色风暴”介绍过一个材料，在1996年，美国沃尔玛超市销售的商品中，来自美国本土之外的商品，包括来自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加起来只占6~7%；到了2006年，沃尔玛中的“中国制造”已达到了80%。
CNN 说，“很显然，中国崛起之后，大量低价制成品涌入美国，一定会对美国相应产业带来冲击，直接后果就是危及美国国内的就业。”
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在电视上做节目，还专门拿出一块讲板，详细解说日本、韩国的汽车产业被美国扶植起来以后，是如何入侵美国市场的。该议员警告，现在通用、福特等美国汽车公司都到中国设厂，技术大量外溢，而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又非常强，如果美国不就自己的汽车资本转移政策和进口政策作出调整，那么中国很有可能继日本和韩国之后对美国汽车市场和相关就业产生冲击。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和中国国力的增强，西方媒体对“中国风”关注和报道的增多是必然的。但由“风”而“暴”，则反映出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一种复杂心态。这几年，西方媒体常有类似“中国军方黑客入侵事件”的恶意炒作，也有对“问题牙膏”、“致命轮胎”、“甲醛超标服装”、“含有违禁物质”的海产品、“伤害美国宠物”的食品以及“威胁美国儿童生命安全”的含铅玩具等“中国制造”的舆论围剿。在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表象背后，除去一部分怀有反华政治目的的恶意攻击外，相当多的是隐含着一种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CNN渲染“红色风暴”，反映的就是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一种“重视”。而这种“重视”，本身就是一种担忧。
《纽约时报》记者的忧虑
这种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对中国的不了解、无知甚至有意无意地曲解，它随着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而被放大。
1993年，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似乎陡然一变。世界银行以购买力评价标准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经济实力居然一下子变成了“全球第三”。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欧佛霍尔特当时断言，中国有可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虽然这两项颇有影响的研究对中国的未来都持积极的看法，但对中国的过度评价，还是引发了西方世界的“特别关注”。
这一年，《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外交》杂志11/1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崛起》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崛起”的概念。
这位中文名字为纪思道的资深记者侃侃而谈，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这篇由5377个英文单词组成的文章中，克里斯托夫写道，中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必然要不断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寻求具备把军力投射至国门之外的能力，借此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还援引历史上德国和日本崛起导致战争的历史，特别指出国际社会接纳一个雄心勃勃的新强国非常困难，因为先前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平衡会被打破，这将带来不稳定的局面。因此他判定，如果中国的经济奇迹得以维持，国际关系如何进行调整是接下来几十年里人类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他并没有像一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学者一样，直接作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必将正面冲突的结论。但文中流露出来一种别样的忧虑：随着中国经济奇迹的持续，产生的酸雨可能会摧毁西伯利亚的森林，造成的全球变暖将可能淹没孟加拉国；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将造成全球能源供应紧张，这会对当前的能源消费大国提出挑战；中国官方公布的军事预算不可信，军事不透明；积极寻求向海外扩展军事力量，这将造成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预言中国最可能在南海与外部世界爆发战争。
这些忧虑，在其后十多年里，成了“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点。
韩保江教授是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2006年上半年曾在美国杜克大学进修。他在与美国学者交流时，发现对方不仅担心来自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压力，还担心中国快速发展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他去世界银行访问，那儿有一位学者特别提醒他：现在全世界污染最重的30个城市中，有21个是中国的。中国的河流污染，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排放，导致了其他国家居民癌症发生率的提高。
2006年4月，在杜克大学一次主题为“环境保护与公共政策”的学术沙龙上，一位美国教授认为，“中国是不负责任的”，中国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已经超越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使得环境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变得很差。韩保江则认为，要客观看待中国的发展问题，不能把发达国家对环境的标准强加给一个发展中国家。他对美国教授说，你们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研究中国，可你们知道中国的发展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吗？你们把自身的环境标准强加给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还有2300万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家怎么能够解决发展问题呢？
双方的交锋点就是发展与环境保护，自身的发展与别国发展的关系。韩保江说当时争论很激烈，但谁也没有说服谁。
“火神派”引发的激辩
其实类似的争论，自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它不仅出现在中外学者之间，也出现在外国官员和学者之间。在一些国家，如美国，类似的辩论甚至最终影响到官方的对华政策。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美国“火神派”对中国发展的看法，曾在布什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一度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轴。
所谓“火神派”，是在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内，美国媒体送给布什政府里一些有着类似理念的人的绰号。它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还有国务卿鲍威尔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这六人都曾供职于五角大楼，崇尚军事实力，主张以实力推行美国的民主理想。
《火神派崛起》一书的作者詹姆斯曼说，在赖斯的家乡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城附近的山丘上，耸立着一座高达56英尺的火神雕像。它是古罗马的火、货币与金属锻造之神“伍尔坎”，代表着权力和强硬。“火神派”由此得名。
2000年春，“火神派”大将沃尔福威茨在美国新保守派的主要刊物《国家利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记住未来》的文章。他在分析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时指出，作为“既定秩序的捍卫者”，英国遭到了“正在崛起的权威主义德国”的发难……
然后，话锋一转，这位被克林顿称为“最有资格评论中国事务的专家”，马上对21世纪的中美关系提出了一个类比：就中国而言……显而易见又令人不安的类似情况是德国的地位……这个国家决心以坚定的民族主义信心夺回它应有的地位……他甚至直言，中国就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
2001年，在布什总统竞选时立下汗马功劳的“火神”们弹冠相庆，出将入相，纷纷担任布什政府的高官。随着他们的入阁，他们的观点也因其权位而变得更加重要起来。2002年初，围绕沃尔福威茨提出的“中国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这样一个话题，美国开始了一场持久的辩论。
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辩论。不赞成“火神派”观点的学者大有人在。但“火神”们此时身居白宫的权力核心，他们的观点终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演化成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布什总统将中国与克林顿政府建立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调整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系。
2002年9月20日，也就是中共十六大前夕，布什总统正式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意思，就是不仅是要阻止可能的对手出现，而且还要制止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主要盟友获得大国地位。
如果追溯到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袭事件、西方一些国家或明或暗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人们可以看出，当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登上历史舞台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多么复杂。
这种形势，一直到现在，也并未随美国的“火神”们相继挂冠而消失。它将以各种形式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全过程。
十六大以后，中国人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公关活动，宣示中国的发展并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在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的过程中，中国用“和平”二字为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了明确的定位。
中国高层智囊的美国公关
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刚刚结束。北京中关村南大街1号的友谊宾馆苏园内，几十位专家学者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一次出访。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所在地。它隶属于中共中央党校，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机构。不过，无论从它与中央党校的关系，还是从它的组成人员身份来看，说它是中共一个重要智库更为贴切。它的理事长，是刚刚从党校常务副校长岗位上退休的郑必坚教授——胡锦涛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他协助负责党校的具体事务。他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
1997年8月调任党校以后，郑必坚开始把关注重点转向对外政策。他为在校的党内中高级干部新开了现代经济和国际事务等课程。
这一次，出访定在2002年12月8日至15日，目的地，大洋彼岸的美国。而这次出访的一个背景，正是半年之前“火神派”在那里掀起的“中国政策大辩论”。
“我们压力很大，也很忧虑，因为小布什的班子里面没有中国通，而且他本人当时也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所以这次出访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摸清布什班底的对华态度，同时尽量开展工作，争取美国的理解。”回忆那次美国之行，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李君如在接受《环球》专访时这样介绍道。
一周的行程相当紧张。从华盛顿到纽约，郑必坚先后在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主题演讲，其间又同美国朝野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2002年12月9日，郑的第一个演讲题为《中共十六大和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从十六大中共高层领导调整，谈到中国要走一条全新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他给美国听众留了一个“家庭作业”——怎么来看待中国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怎么来看中国的这条发展道路？
演讲的结尾，郑必坚还特意提醒：“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换脑筋。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依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就是换脑筋。难道你们不要解放一点思想，换一点脑筋？我主张我们大家都要解放思想，都要换脑筋。你们干不干？”
在华盛顿，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它既不同于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也不同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依靠军事集团和军备竞赛来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而另一方面，访美团也发现了一个积极的信号——许多美国人都在谈论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机遇。
从1970年代到80年代末，在中美苏的“大三角”战略关系中，一提到“熊”，中美两国都能心领神会，不言自明，“北极熊”的威胁为北京和华盛顿提供了“机遇”。然而进入90年代，苏联顷刻瓦解，“北极熊”砰然倒地，导致中美间“机遇”随之消失，麻烦甚至冲突越来越多。直到“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才在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全球使命面前出现了“新的机遇”。
“让人感慨的是，我们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仅依靠外在因素的变动来维持，难道不显得太薄弱，甚至有点太可怜吗？”李君如告诉《环球》杂志，这正是访美团第二个演讲——《论中美关系的新机遇》的出发点。
2002年12月13日，在纽约，郑必坚开篇引用了弗兰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机遇永远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他坦率地指出，外在因素带来的机遇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是不完全的。什么是中美两国最大的机遇？
郑必坚的结论是，应当在于两国的发展本身。从中国方面来说，就在于中国走的是一条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更不是相冲突)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它使中国自己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使别国从中获得巨大机遇。
对于中方关于上述论题的演讲，美方许多人士在会上会下都表示，这些说明“很有深度”，“很有新意”，“原来没有想到”。
送给赖斯的三件礼物
在华盛顿，中国高层智囊们还拜会了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
作为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赖斯有一个外号——“好斗的公主”，这一方面源于她强硬的对外政策和现实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她的个性。
出任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赖斯曾在2000年1/2月号的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促进国家利益》的文章。正是在那篇文章中，赖斯创造了后来曾被布什用以定位中美关系的那个词——“战略竞争对手”。在赖斯看来，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利益。因此，“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
“尽管如此，赖斯还是我们能做工作的为数不多的人选。”李君如说，赖斯与中国之间，还有一段拐弯的渊源。
赖斯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位老教授留她在麾下协助研究。后来赖斯成名，为了感恩，在老人70岁的生日上，亲口把他称为自己的“父亲”，美国媒体后来将此公传为“养父”。赖斯的这位“养父”，曾是中国聂荣臻元帅的老朋友。
2002年中秋节期间，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邀请这位老人访问了中国，目的就是向他了解情况，同时也希望他能为布什班子的成员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老教授兴致不错，说自己给赖斯上过中国课。后来，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托他给赖斯带了一盒中秋月饼，还写了个条幅，上面是一首中国古诗。
这次在美国，郑必坚一行见到了赖斯。虽然两人早已认识，但据当时在座的人士回忆，当赖斯追问中国计划如何运用不断增强的国力时，现场还是悄然弥漫起了一种紧张气氛。赖斯还问到中国对当前国力的现状是否满意。
郑必坚“批评”赖斯说：“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你不够资格，你不了解中国，因为你没有来过中国。”
赖斯反驳：“我当然去过，我是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进去的。”
郑必坚说：“旅游可不算。你想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赖斯回答：“区别是中国提出了‘三个代表’，是执政党。”
在座中方人士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因此，离美之前，郑必坚特地给以研究苏联为专长的赖斯留了一个问题：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与已经解体的苏联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
为了给赖斯“补课”，中国改革开放论坛访美团回国后，还送出了三件礼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以及《黄河》钢琴协奏曲。
李君如告诉《环球》杂志，第一件礼物，是让赖斯了解当代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告诉她我们的内外方针不是骗人的，是公开的；第二件是要告诉她，中国连帝制都改掉了，既有阶级斗争的一面，也有人道主义的一面；第三件礼物，是因为赖斯喜欢钢琴，而《黄河》钢琴协奏曲，说明中国是有丰厚文化底蕴和悠久历史的。
以“发展道路”为对象的研究课题
访美归来，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代表团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中央汇报情况。
2007年6月初，《环球》杂志收到了郑必坚理事长的助手王博永寄来的一本书，《思考的历程——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由来、根据、内涵和前景》。在其中的136~137页，作者郑必坚介绍了2002年12月30日那次报告的部分内容：
……我们在此次访问中也明显感觉到，对于中国作为后起大国的崛起，美朝野人士既有认同，也有担忧，目前总体的情况是担忧大于认同，“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均有一定市场。因此，似乎有必要尽快组织力量，围绕我国二十几年来开创的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新道路问题，展开专题研究……
“和平崛起”，按照郑必坚的解释，就是以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坚持和平来回答“中国威胁论”，又以中国在和平条件下定能崛起来回答“中国崩溃论”。关于“崛起”一词的英文译法“rise”，郑必坚还特别请教了基辛格。
中央领导对访美团的报告相当重视，指示中央党校牵头开展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课题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就此组成了专家小组，这个课题从2003年开始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涵盖内政、外交、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不仅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涉及一些如环境恶化等紧迫的国内问题以及如果处理不当将如何影响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
《环球》杂志从中共中央党校获知，目前，这个课题依然在进行之中，中央领导也一直与课题组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美国学者断言中国不能和平崛起
2003年，针对海外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中国领导人不断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
中国领导人以“和平”为本国发展道路定位，立刻引起了海外舆论的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说，“中国希望在不给现有秩序带来冲击的情况下实现发展，希望能找到给近邻各国带来好处的崛起方式，反映了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全新的战略思维。”
但在美国，却也有一部分人只读到“崛起”两个字，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的和平意愿。那段时间，美国负责亚洲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曾表示，中国正在一些领域“咄咄逼人”地对现状提出挑战。美国国会也提出了一份代表共和、民主两党的报告，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是怀疑派的代表人物。他断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可能会加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大。”
2003年，他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所有新崛起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强调和平、贸易和共同利益，以及对他国特别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国带来的是机遇而非挑战。它们一开始总是寻求地区利益和某种地区霸权，一旦在地区坐稳以后，势必向世界霸权发起冲击，最后可能导致以一种非和平的方式进行。21世纪，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
这本书甫一面世，就有评论认为，它表明“中国威胁论”已从过去的泛泛而谈上升到了理论层次。于当年3月被评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米尔斯海默，也成了“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
喜欢作预言式分析的米氏曾经预测过统一后德国的前景。当时，面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一些人不无忧虑：德国会插手东部邻国的内部事务吗？它会再次征服欧洲吗？当时，米尔斯海默给出的答案是未来和过去不会有什么不同，德国最终仍会扮演它在近代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数年之后，米尔斯海默又用相同的逻辑来预言“中美冲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王义桅博士，2001年在美国参加学术研讨会时认识了米尔斯海默。王义桅后来曾邀请米尔斯海默访华，希望他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料，米氏在上海看见了中国的繁荣，发现中国发展得比他想象的还要好还要快，这倒使他对自己的理论更加深信不疑了。王义桅告诉《环球》，2004年的时候，米氏曾给他传来一篇新作，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和平崛起》。
这篇文章，是米尔斯海默与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2004年9月14日一次中国政策辩论的开场白。两人辩论的内容，也于5个月后发表在了2005年1/2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
布热津斯基有多年外交经验，并曾直接参与过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他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崛起是和平的……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领导人并不想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她的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并且希望赢得世界对一个强国的接受。”但米尔斯海默的回应却是，“这个图景并不美妙”。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米尔斯海默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过于悲观，他完全是以19世纪狭隘的国际政治观来理解当代世界。”
在美国，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虽然偏于极端，却反映了一部分人对疾速发展的中国的担忧之情。这种担忧，既包括少数反华势力的肆意鼓噪，也包括许多人对世界历史上新崛起大国对传统大国的利益形成挑战并最终导致战争的记忆，还有相当多的人是出于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而后两者，占绝大多数。
一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表述的讨论
如何消除普通美国人及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误读”？这一问题于2003年底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表述的讨论。一些高级官员、著名学者、权威媒体都参与其中。
有学者指出，“和平崛起”的确切含义绝不是中国已经崛起了，而是正在崛起；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与“实现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相比，“和平崛起”可能更简明醒目，而且将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联系到一起，则更具有“大战略”的含义，是对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大战略的一种表述。
也有学者认为，我们着重强调的是“和平”，但是别人警惕的却可能依然是“崛起”。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崛起”意味着一个新霸权的兴起，意味着国际权力从旧的霸主到新的霸主的转移，意味着新旧霸主之间即将到来的、命中注定的冲突和战争。“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似乎很难以打消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
中国一些驻外老大使认为，“911”之后，以北京取代莫斯科作为华盛顿的下一个假想敌的观念，在美国多少有点减退。他们担心，“崛起”这个词具有在很短的时期内实力急剧膨胀的意味，可能被解读成“侵略性”，这会使美国的对抗观念死灰复燃。
主张慎用“崛起”的另一种意见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崛起”是过于乐观的描述。有学者更是直言：“中国的崛起”是个遥远的故事。
中国高层注意到学术界对中国发展道路表述的讨论，在“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之间，中国领导人选择了表意温和的“和平发展”。
2004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讲话时，使用了“和平发展”的措辞。在以后他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多次讲话中，使用的都是这一表述。
国际舆论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细微变化。2007年4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的一篇文章，《中美需要新的上海公报》。他在文中分析，“中国领导人看到了中国给外部世界带来的影响和担心。这就是中国开始讨论究竟是采用‘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措辞的原因。”
2005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和平发展”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利用世界和平的有利时机实现自身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就是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同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来实现发展；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长期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就是永远不称霸，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这些标志着“和平发展”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同年12月22日，作为对此前研究和实践的总结，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就在白皮书发表的两天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首次经济普查结果显示：中国2004年GDP总量比原来的统计增加了17%，中国的GDP在2005年肯定将超过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意识到自己的增长在发达国家和邻国可能造成的疑虑，北京决定编写这份白皮书。” 经过仔细计算，西班牙埃菲社发现，其中上百次提到了和平以及与和平有关的词汇。该通讯社的电文中还引用了白皮书中的阐释，“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发展，中国的能源自给率达到90%”，“中国不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更不通过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中国的精神体现在航海家郑和身上，他当时率领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
十六大以后，中国和美国高层及两国智库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研究着同样一个话题：世界历史上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国，有着怎样的兴衰规律？
探求大国兴衰定律
2003年11月24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这天，它是中央领导人学习的“课堂”。
“课桌”是棕黄色的同心椭圆木桌。对门的一侧是四排环形座位，靠门的一侧只有一排桌椅，这就是“讲台”。
当天来作讲解的是两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他们将共同完成一次点题讲解——《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九次集体学习。
日前，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钱乘旦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了。2006年岁末全国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正是他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共同指导的力作。时间已经过去了3年半，回忆起那一次讲解，钱承旦脑海里仍十分清晰。
“那天，我们就9个国家近代以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国家兴衰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讲解。这一讲解进行了90分钟。讲解结束后，政治局委员们还提出了一些问题，非常敏锐，非常有洞察力。整个提问和解释过程持续了20多分钟，气氛非常好。”
这次讲解涉及到的9个国家，在近代世界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发挥过自己的作用，对世界发展的趋势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为什么不断有一个又一个偏远小国骤然兴盛，成为霸主？为什么不断有一个又一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衰败？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规律和共性？中国从中究竟应领悟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那一天，两位教授阐述了几个要点。
在接受《环球》采访时，他们谈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认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创造政治稳定的局面，是国家强盛的基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时候都要站在时代前列，紧跟时代潮流。“因此我们特别要强调创新。”钱承旦解释道，人类进入近代以后，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发展经济的决定性因素。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从而成为第一工业强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和德国的科技创新成就最大，因而取代了英国。制度创新也很重要。“而强国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与时俱进。”
谈及强国走向衰败，两位还指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穷兵黩武，逞强称霸。
“希特勒帝国在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后仍不满足，竟然发动了侵苏战争，同时与苏、美、英几大国为敌，结果一败涂地。日本弹丸小国竟然想吞并四亿人口的中国，还要铤而走险，企图打败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结果也是自取灭亡。”
“古人说‘国虽大，好战必亡’，这句话在今天仍是至理名言。”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时一地的问题，如果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就能看得更清晰明了。
那次学习结束后报道的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说得很透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本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美不约而“同”
国际观察家注意到，就在中国领导人把视角伸向历史的时空，探求世界发展史上那些大国兴衰的规律之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其高层领导人及思想库，也在关注着同样一个话题。
当然，关注的出发点是不相同的。美国人关心的是，历史上那些老大帝国，是如何从鼎盛走向衰败的？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就任命了一些学者研究历史上一些帝国衰落的原因。
这是这个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面对一批新兴国家崛起时的必然反应。进入21世纪后，美国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如《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强力的衰落》、《帝国之后》等等，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大卫沃克尔是美国政府的总会计师，他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未来的基调灰暗的报告，列举了一些他称为不寒而栗的长期景象，包括剧烈的加税， 政府服务的削减和外国政府大规模抛售美国债券。
“这看上去很熟悉吗？”与罗马帝国的终结相提并论，沃克尔警告，美国现在的状况与拖垮罗马的因素极为相似，国内道德观念和政治文明沦丧， 在外国土地上过度军事存在，中央政府在财政上不负责任……
在新的层次上考虑与世界的关系
2007年3月，《环球》杂志记者来到了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的办公室。缕缕晨光祛散了丝丝寒气，一边是沙发旁饮水机的烧水声呼呼作响，一边是身着黑色唐装、面带笑容的秦亚青教授。对三年前走进中南海时的情景，秦亚青依然记忆犹新。
2004年2月23日，作为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的主讲人，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坐到了“讲台”前方。这次讲解的主题，是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
2004年初的世界舞台，国际主要力量的实力对比已发生微妙变化。美国虽然取得了 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但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泥沼。它还没来得及从这场战争中获利，就已输掉了自己的形象。在连续“赢得”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之后，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也将自身的弱点暴露在世界面前。俄罗斯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对油气等资源的巧妙利用，使国力有所恢复。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走出“失去的十年”已成定局。法国和德国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意见大相径庭，欧美学者乃至高官互相指责。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显示份量……一个新的国际格局轮廓初显。
“因此，我们这次涉及了一些敏感的现实问题。必须考虑到针对性，因为决策者离现实总是很近的，讲稿中一定要把领导人的关注点考虑进去。”秦亚青说。
他所指的“敏感的现实问题”和“针对性”，就是他要讲解的主要内容——世界格局。它将给中国的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他说，我们始终注意研究国际体系的四次变迁：第一次是拿破仑战争产生了维也纳体系；第二次是一战形成了凡尔赛体系；第三次是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形成；第四次是“冷战”结束，以苏联解体单方面退出而告终。
这其中，前三次都是大国崛起引发战争，最终导致世界格局发生改变。他说，按照历史的逻辑，新兴强国崛起后就要争夺霸权，它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世界秩序的改变和传统大国的衰落，这也是西方“中国威胁论”盛兴的深层原因……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制度的集体学习，成为国际观察家们了解中国政治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人们注意到，在十六大以来44次集体学习的主题中，“世界”二字出现的频率很高。而在2003年11月到2004年2月的三个月内连续安排的这两次集体学习，都和“大国崛起”有关。前者是从“纵”的方向，研讨十五世纪以来在世界舞台扮演过主要角色的九个国家的盛衰兴替；后者则从“横”的方向，研讨一个新兴的国家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从中南海这两次集体学习的公开报道中，国际舆论觉察到，中国高层正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将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与历史上大国崛起不同的和平的发展道路，以及自身发展究竟会给世界带来何种影响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置于自己的视野和思考之中。这两次学习透露出来的讯息，被认为是中国高层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2005年被称为中国外交的转折之年。这一年在中外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趋势，是历经波折之后，疾速发展的中国与充满疑虑的世界开始寻找并拓展共同利益的空间，在对外政策上，则显现出一种相向而行的态势。
中国外长署名文章透出新信息
2005年8月14日。北京。朝阳门立交桥东南角的外交部大楼。
这是一个“桑拿天”。天气闷热异常，让人有些难受。外交部大门口，聚集着200多名男女老少，长者年逾古稀，幼者不满10岁。他们都是应邀前来参加外交部第八次公众开放日的普通百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回答工作人员“你来外交部最想见谁”的提问时，都表示最想见到李肇星部长。所以，尽管他们已经获悉能够见到外长，但当平时仅仅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活”的李肇星出现在橄榄厅时，人群还是出现一阵骚动。
这一次，李肇星不仅给大伙儿讲了国际形势，还带来一支打着手鼓、穿着草裙的非洲风情歌舞团，热情奔放的表演将气氛渲染到了极致。李肇星甚至与应邀一同参加这次公众开放日、与中国民众亲切交流的几位非洲大使一起，与百姓一同舞之蹈之。
李肇星于2003年3月就任外交部长，到2007年4月退休。“公众开放日”这样一种与百姓零距离接触的形式，是他当部长后创造的。
不过，对于国际观察家来说，他们在这个闷热的8月捕捉到的重要信息，并不是中国外交部长8月14日在外交部橄榄厅显露的舞姿，而是8天后——8月22日——这位部长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和平、发展、合作——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
李肇星在文中强调，在新时期，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这篇文章的新意和重点，在于在以往‘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合作’二字。和平与发展是目的，实现目的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合作。中国的发展要有一个接受它的国际环境，营造这个环境，就要处理好与别国的关系，就要合作。”两年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谈到这篇文章时说。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研究员也深有感触，“到2005年，中国与世界都感到相互分不开了。双方都有相似的考虑：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必须融入世界。”
在李肇星文章发表的半年前，2月17日，美国经济领袖研究所就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研讨会，探讨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以亚洲为主的一系列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在那次研讨会上，作为美国克林顿政府和福特政府时期的两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和巴尔舍夫斯基从美国人的视角谈到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的关系。
“全球贸易和投资方式中出现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的兴起，这是100多年来世界经贸格局的最大变化。中国正在改变亚洲的面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并且有可能改变世界范围内国际政治影响力的现状。”
巴尔舍夫斯基指出，中国大陆目前是日本、韩国、台湾、泰国和新加坡最大的出口市场，是印度、俄罗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产品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中国是亚洲经济的火车头，亚洲5个主要经济体韩国、日本、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每年把4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中国大陆，这些资金相当于每年在中国大陆兴建2000个工厂。
她还提醒在座的专家学者，“亚洲5个富裕经济体的资金和技术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亚洲制造业数量在全球份额中大幅度上升；第二，极大地提升了亚洲经济的质量。”
曾有过对日谈判经验的希尔斯则说，“中国向世界开放投资市场，在吸引外资方面仅次于美国，并不像我当年看到日本关闭投资市场时那样感到头痛。中国进口总值相当于GDP的30%。”
经贸领域如此，其他领域如安全、反恐、环境等等，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同时，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到了必须考虑加强同世界合作的阶段。2005年，在中央的指示下，国内包括外交系统在内的许多部门和重要智库都在研究和思考，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应该有怎样的完善和调整？
阎学通认为，这次思考的结论是，外交政策在注重为中国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必须考虑改善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这种理论思考较为明显的一次体现是李肇星的这篇署名文章。”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国际形势和潮流的一个重要判断，最初由邓小平提出，他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可以推迟，中国可以抓住机会集中力量搞建设。到80年中期，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了新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仅可以推迟，而且可以避免。因此中共十三大将“和平”与“发展”表述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十六大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下，国与国之间呈现出一种加强“合作”的态势。这是中央对时代潮流作出新判断、在“和平”与“发展”基础上加上“合作”的缘由。
2005年9月的一次“巧合”
2005年9月21日晚。纽约。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正在举行一场宴会。一位脸庞瘦削、蓄着两撇金色小胡子的美国人在餐会上演讲。他是罗伯特佐利克，时任美国副国务卿。
他以《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为题，来描述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
“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了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我们确实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希望中国不仅能适应过去一个世纪来逐步形成的国际规则，而且能与我们和其他国家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这是美国官方就中美关系发表的一次正式的政策讲话。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这篇演讲中，佐利克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重复了七次。美国《新闻周刊》还发现，该词在文稿中首次出现时，还特意以英文斜体标注出来以示强调。
佐利克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和公共政策硕士，一位谈判专家，与中国颇有渊源。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内，他被任命为美国第13任贸易代表。在2001年的入世谈判中，中国的主要谈判对手就是佐利克。
2005年1月7日，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伊始，佐利克接替阿米蒂奇出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消息甫一传出，就有分析指出，佐利克一直以外交政策和经贸关系的互动能力而闻名。这次布什把他从经贸领域拉到外交领域，显示出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应该有一条更加务实的外交路线。
2005年的华盛顿，美国政治家正热衷于指责中国在能源、贸易、军事领域向美国发出挑战，并对拉美、东亚等地区的美国利益构成威胁。佐利克的观点则是，“我们在和北京接触时一直忽略了以全景看事情，我们经常就单一课题和北京商议，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和他们进行全面会谈，整合目前略嫌杂乱的政策”。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便是其“整合”的一个结果。这是布什政府就中美关系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布什本人在致欢迎辞中也亲自提到了这一概念，这表明佐利克的提法和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获得布什首肯。这一概念的提出，也表明美国政府认为中美两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中国外交部一位官员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说，曾有人问佐利克“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是什么意思？佐利克打比方说，我们有一辆车，里边已经坐了几个人，现在中国人也上车来，搭车一起往前走。因此新上来的中国人就要出点汽油费，负点儿责任，不能免费搭车。
“这篇演讲既有出于担忧，敦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一面，也有强调共同利益，谋求与中国合作的一面。”
与《环球》杂志探讨这个问题时，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秦亚青教授提到了一个“巧合”——就在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6天前，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内涵。
“时间上或许是一个巧合，但在突出合作这一点上，‘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反映了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这无疑是对‘和谐世界’的回应。”秦亚青指出，“这时中美两国已经有了相向而行的考虑：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如此紧密，中央开始思考，要从单向的和平发展转变为与世界完全融合；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也意识到，未来的国际体系和世界事务没有中国的合作是不行的。”
面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佐利克说得很明白：“请想象一下我们未来将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利用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然后，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或彼此不和，哪一种情况能使这些问题更容易解决，或者更不容易解决？”
中国大使为胡锦涛抽到“上上签”
2005年9月15日。纽约。联合国总部。
这一年是联合国60华诞。纽约东河之滨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32摄氏度左右。联合国大楼前更换了景观。新修的围栏漆得乌黑发亮，191个会员国的国旗在蓝天白云下迎风飘扬。
联合国大楼里人满为患。由大会议室改装的记者中心，根本容纳不下前来采访的4000多名记者。西装革履的各国首脑和外交官成群结队，在随从的簇拥下匆匆而过。会场之内人头攒动，各种语言交响不息。
按照议程，成员国首脑将在这一天依照事先安排的次序作大会发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这天的大会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这次讲话规定时间为五分钟。
2007年6月，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张义山大使在北京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介绍了胡锦涛主席讲话前后的情况。
大会之前，张义山大使为中国代表团抽了两个好签。
按照程序，在联大召开几个月前，各代表团要为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选定日期，胡锦涛讲话的日期选在9月15日上午。
这天上午的发言也分三个时段进行，先后顺序是国家元首级、总理级、外长级。为了体现平等，每个时段都要通过抽签来决定各国领导人的出场次序。
“我们那个签抽得很不错。在大会发言，出场太早了听众还没到齐，太晚了人又都散了。胡主席讲话的时间不前不后，正好是人最多的时候。”张大使回忆道：“另外一个签是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也相当不错，正好在正中走道比较居中的位置。所以会议期间看到胡主席坐在那里，许多国家的代表都主动过来与胡主席握手。”
这一次联合国大会规模空前。会上所讨论和寻求解决的，都是有关世界发展、人类命运以及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发表了讲话，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赢得热烈反应的，当属胡主席的演讲。
通过电视屏幕，旅美中国前外交官陈有为见证了当时的情景：
“人们看到了胡锦涛主席沉稳、恳切、充满自信的形象……通常情况下，联大会场都比较松散，座席上交头接耳，人员进进出出，发言空洞老套居多，缺乏吸引力。可是这回，人们发现，当胡锦涛主席发表讲话时，会场宁静，各国领导人全神贯注。在他讲话结束时，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这种情景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神态风格，胡主席展现出了雍容大度、挥洒自如和信心十足的大国领导人形象。”
胡锦涛五分钟概括“和谐世界”新理念
在短短的五分钟的演讲中，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言简意骇地概括了其要点。
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主张，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是在这一年的4月22日，当时胡锦涛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他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两个多月后的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这是该理念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
在联大的这次讲话中，胡锦涛说，新的世纪为人类社会发展展现了光明前景。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既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历史昭示我们，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胡锦涛主席在联大的发言虽然只有短短五分钟，各国官员、媒体和学者还是迅速抓住了其中的要点。
第二天，即9月16日，西班牙《先锋报》发表题为《中国承诺成为和平大国》的文章指出，“作为21世纪崛起的大国，中国知道大家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自己，中国主席胡锦涛昨天在联合国大会上重申，他的国家没有侵略的野心。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文章认为，“胡锦涛在最高外交论坛上讲出这样的话，是有分量的。”
在国内，外交部也迎来了不少“好奇”的客人，包括西班牙、斯洛伐克等国的官员，也有来自英国、丹麦的学者。
“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和谐世界’，很希望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观点。外交部的领导去美国和欧洲访问时，对方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对《环球》杂志说，国外的官员和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是：“和谐世界”对国际秩序的具体规划是什么样的？它与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体系”有何不同？与导致东西对抗的“冷战”有何不同？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试图用以统一世界的“民主和平论”又有何不同？
在这位官员看来，国际社会如此关心“和谐世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开始重组，但是大国霸权、贫富差距、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恐怖活动依然存在，而西方世界自身的内部矛盾也很多，因此许多国家都在思考，这个世界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这就是‘和谐世界’提出以后能够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反响的深层原因。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出现一个指明方向的理论，那就是对整个世界的理论贡献。中央提出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这是基于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总趋势的准确把握。”
中国到了非提出清晰“世界观”不可的时代
对于胡锦涛的联大讲话，人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其重大意义。
美国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项目客座研究员徐昕评价道，“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
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说，中央在对世界大局进行判断、突出“合作”两个字的时候，就已体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意识，即中国需要与世界互动。到全面提出“和谐世界”的世界观，表明中国要完全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世界融合。而其中蕴含的意思是，中国现在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和改革者。
外交部一位官员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和谐世界”重要战略构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早在1954年就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它是一个长期的方针。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一文中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苏东剧变之后，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倡导“和而不同”。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就说到，“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金熙德研究员认为，“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真正从一个国际体系成员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中国外交领域一个新的理论平台。
他说，“和谐世界”理论提出的背景是，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的5年里，中国综合国力急剧提高，十六大时中国的GDP是9万亿人民币，到2006年已将近21万亿人民币，翻了一番还多。
国力的增强同时引发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金熙德说，我们原来有一套对外关系理论，如80年代的“不称霸”，90年代的“韬光养晦”。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政策不足以应对目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在国内，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阶段，GDP中心主义不合时宜，于是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仅仅发展生产力已经不够，还要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这就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由于中国的“块头”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一方面排斥中国，一方面又想把中国纳入现行世界秩序之中。于是“中国威胁论”尚未消退，“中国责任论”又接踵而来。中国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发展保持长久，这涉及到国际社会能否接纳中国的发展。
金熙德说，“和谐世界”表达了很多新东西，“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是我们对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一种定位。
金熙德说，“和平发展”是发展观，讲的是自己，即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和谐世界”的起点更高，这是世界观，或者说是国际秩序观。一种很理想的国际秩序就是“和谐世界”。
如果中国“块头”还小，那么不提出清晰的世界观也无所谓，因为你没有妨碍任何人。但当你“块头”变大了，如果我们还只有发展观而没有对国际秩序的看法，那么世界就会认为中国是没有秩序地盲目发展，肯定是非和平崛起。而如果你有世界观但不往外说，那就更危险了，别人会认为我们要输出革命，有朝一日中国发展起来，那就可能把不同于当前西方社会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已经到了非提出世界观不可的时代。
——《环球》杂志对话约瑟夫·奈
作为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10年前，约瑟夫奈曾组织撰写了指引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战略报告——《美国五角大楼的东亚》；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授，他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软实力”。
1990年，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的概念。随即，它成为“冷战”后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专有名词。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约瑟夫奈又对“软实力”的概念进行了补充。
什么是“软实力”？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包括三要素：文化；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他主张，“硬实力”和“软实力”应该相互作用、相互增强。
2007年7月中旬，《环球》杂志与这位著名学者进行了一次对话。
《环球》：在您看来，“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这三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您认为其中哪个概念对中国融入世界和世界接纳中国最合适？
约瑟夫奈：在我看来，这三个概念是含义较广、大同小异的三种提法，但是无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还是“和谐世界”，都表明中国的崛起能够为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都能够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环球》：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与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相比，您认为哪个更能解决国际冲突以及推进全球发展？“和谐世界”理论能否超越凯南的遏制理论？
约瑟夫奈：我认为凯南的遏制理论与中国无关。在“冷战”时期，苏联是一个与外界孤立的封闭经济体。现在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重大参与者，“和谐世界”的提法表明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体系中发挥重大作用。
《环球》：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而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则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之间的联系？
约瑟夫奈：佐利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表明，只要中国愿意承担与其地位相称的大国责任，不做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那么美国将会接受中国的崛起。我们也可以以类似的思维来理解“和谐世界”的提法。但是，这两种提法的关键是落到实处，而非停留在口头上。
《环球》：您认为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约瑟夫奈：是的，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
《环球》：和平崛起是否与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逻辑存在冲突？
约瑟夫奈：米尔斯海默以19世纪狭隘的国际政治观来理解当代世界，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过于悲观。但是中国需要从历史中学习，特别是需要了解新兴大国的崛起总会引起现存大国的焦虑和恐惧。
《环球》：如果中国要和平崛起，那么她应该在哪些方面应当特别注意？她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
约瑟夫奈：中国有必要通过“软实力”和负责任的行为来消除这些恐惧。
《环球》：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冲突主导当今世界，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世界里“和谐世界”能否实现？
约瑟夫奈：亨廷顿的理论过于简单，如果政治家们未雨绸缪、妥善处理，文明的冲突将不会发生。中国和美国都能够从建设“和谐世界”以及和平的国际关系中获益很多。最大的危险是这些预言未来存在冲突的理论和恐惧，因为它们很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诺言”。相比之下，建设“和谐世界”则为人类未来描绘出了一幅乐观积极的图景。
“和谐世界”的理论超越
林利民
20世纪无疑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发展、繁荣并形成理论体系的世纪。尤其是两次 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大破坏，以及“冷战”时期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核对抗，促使人们普遍思考：人类为什么无休无止地征战杀伐？创造了高科技和大繁荣的人类，会不会在无休无止的冲突与矛盾中走向毁灭？利益不同的地球子民们如何共存共处？如何避免战争、寻求人类永久和平？
然而，20世纪兴起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学说、抑或20世纪后半叶以来风靡一时的建构主义学说，都未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从理论繁荣与创新的学理视角来看，中国倡导“和谐世界”的理论意义在于，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第一次就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向世界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系统观点与理论框架。
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
与这些理论相比，“和谐世界”理论从一开始就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方面，“和谐世界”追求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社会和谐，包括多种文明、多种文化、多种政治社会制度多元共处，承认多样性，反对“一元性”；另一方面，“和谐世界”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人类共同保护环境、共同追求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纳入国际政治理论体系，这是“和谐世界”理论的又一个理论贡献。
从理论的文化积淀和丰厚程度看，“和谐世界”理论所由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但产生于21世纪人类困惑于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面临诸多不和谐、迫切需要新答案的转折时期，也产生于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加速崛起之际。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以及“包容”、“宽容”、“和为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道德准则在“和谐世界”理论中推陈出新，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